过年，过年。

过年的很多准备，都是为了除夕这天，因为这天，“年”才出现。

做了多年的专题编辑，给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介绍过N多次“年”的由来和“年”的传说，现在人们虽然不相信“年”是伤人的怪物，但是驱赶“年”兽的法宝——红色、响声、光亮渐次演变成贴对联、穿红衣、放爆竹等习俗，却从古时流传到现代。

刚过元旦，我就向师兄讨要对联和福字。彼时，师兄还在海南度假，但他欣然应允。腊月十五这天，他携各路书法高手，挥毫泼墨，一时间，形体不同的福字、各有寓意的对联扑面而来，令我顿觉春光无限。其中“和顺一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一副最合我意，既装点了节日氛围，也理顺了我躁动的心绪。

父母在色彩的使用上非常保守，从我记事起，他们的装束永远是黑、灰、蓝、白，最多是色差的深浅。父亲也经常对我这样要求，甚至拿出“上古”时期“三十丢红、四十丢绿”的信条作为理论根据。母亲的要求略有宽松，但自己却始终拒红色于身外。只是癸卯年末，一位学生为父母每人赠送了一套红色的内衣和袜子，并言说，除夕穿红衣能够辟邪。除夕的晚上，我们不知道父母如何对待这位学生的好意，尝试着做了一次提醒。出乎意料，父母终于没有辜负学生的盛情。灯光下，穿上这套红色服饰的父母楚楚动人。

在光亮和响声的运用上我家选择了前者，因为燃放爆竹，稍有不慎，便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亲历与目睹的事件有三。其一：父亲的叔叔童年时因燃放爆竹炸伤了手掌；其二：某一年的除夕，我家的草房被飞上天又落下来的爆竹点燃，除了当时救火时的凶险，还给我们带来了来年不得不重新盖房的麻烦；其三：三十多年前，我的师傅在元宵节燃放炮仗，因为有几个当时没有响动，师傅便上前观看，就在此时，炮仗突然爆炸，师傅为此失去了一只眼球。去医院看望师傅时，管床医生说，截至那年的正月底，该科（耳眼鼻喉科）有30多人因燃放鞭炮受伤住院，师傅的伤势最重。医生还预测，师傅的遭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从那时起，我发誓，自我之后，家人不允许放鞭炮。

除夕夜把居所照亮是我记忆尤为深刻的一个环节。小时候照明用煤油灯，平时舍不得点灯熬油，但是除夕这天，却尽显奢侈。大人不仅把煤油灯的灯罩擦得瓦亮，还要寻出一些蜡烛，把不住人的冷屋子也点上一支。吃完饺子后打的灯笼，拎回来还要挂在院子里，直至蜡烛燃尽。

现在没有那么费事了，开关按下去，整个房间如同白昼，没人把光亮当成法宝，人睡了，灯也熄了。

有形的气氛要热烈，无形的氛围也要丰富。母亲说这是姥爷姥姥遗留下的传统，即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着急、生气，但凡做事不顺利，一定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解释。母亲的叔伯弟弟小时候寄居在姥爷家。有一年除夕，大人上供，已经换好了新棉袍和虎头帽子，他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哭丧着脸帮着传递供果。姥姥问他：“小子，今天过年，不能哭，忘了？”我这个小舅深知姥爷姥姥过年的规矩，撇着嘴无奈地回答：“人家这哪是哭啊，人家是笑呢。”尽管这个桥段已经成为我们平日调节气氛的笑料，我还是把它当做家训来传承。除夕早起，堆着一副笑脸，和所有家庭成员一一互道“过年好”。

除夕的中午，一家人全都来到父母身边。只有这天，才能体现一个“聚”字。在正餐前，每人分发一块被称为“燎花”的糕点，取其一年之中的大事小情全部了结的意思。吃了“燎花”，来年便会轻装上阵，去追逐心中的梦想。

年夜饭对于孩子们已经失去了诱惑，他们对大鱼大肉不仅没有渴望，相反还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早在几天前，我就遵照母亲的嘱托熬鱼、炖肉。可是这些菜肴端到了饭桌上，却只被他们用漫不经心的眼神扫过。这种饮食态度令我不满，辛苦半天，究竟为谁忙？

过年的一个重头戏年复一年地上演，长辈依次给孩子们压岁。但是父亲对孩子们的希望永远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便不肯以压岁钱的名义发放，嘱咐一千遍，这是奖学金。孩子们喜眉乐眼，哪理会这些。他们分别看看这些崭新的纸币是不是连号，简单地探讨了几句为什么，便装进我给他们另外准备的带着龙头的手工制作的钱包里，如坐针毡地等他们的姥爷姥姥休息，急不可待地各奔东西。

众人调侃不看失落、看后失望的春晚如期而来，应该说，每一年的春晚都是一众专业人士呕心沥血的结晶。只是众口难调，总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我是春晚的忠实拥趸，没有一年空过。今年春晚在又一次见证奇迹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魔术“奇迹”：小尼的扑克牌没有对上，小尼当时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这个几率不知道会小到几何。在按照自己的名字数数的时候，我就想，小尼七个字的名字会不会出错，尤其是尼格买提·热合曼，中间的这个黑点，这应该算字还是不算字，究竟算七个字，还是八个字？不过这时候说这话，就算典型的马后炮了。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都会在李谷一演唱的歌曲《难忘今宵》中跨年，今年不是，歌曲依旧在，演唱者新人换旧人。

午夜过后，楼房里的亮光渐次暗去。年过去了，街上的灯火却依然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