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梦见了母亲。醒来后，不禁想起了母亲在世时过的那些紧日子。

其实也难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各家各户都不富裕，当妈的手要是不紧，一家老小还不得喝西北风？

记得8岁那年，我在四个乡镇的小学统考中，考了个语文、算数“双一百”，还因此被学校选为学生代表，准备在庆“六一”活动上登台发言。我当时别提有多得意了，特别是得知活动要求穿白球鞋的时候，看了看自己脚上这双唯一的旧蓝球鞋，立刻跑回家，就仿佛邀功请赏似的，理直气壮地要母亲给买一双新球鞋。还没等我“嘚瑟”完，母亲兜头“一盆凉水”泼了过来：“买那干啥，一年穿不了两回，又不禁脏。还有，你别觉着这回考好了，就翘尾巴！”得，鞋没落着，还挨了顿说。我嗫嚅着问：“那明天学校要求穿白球鞋咋办？”“你甭管，我有办法！”

正说话间，弟弟放学回了家。他进门就说：“妈，后半晌儿交学费，每人一块五。”母亲听完愣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啥也没说，撂下手中的活计，直接就去了对门儿的二妈家。二妈家有俩儿子在城里做工，在庄里头算是富裕户。母亲和二妈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遇到难处，母亲都是先去找二妈。母亲把借来的钱先给了弟弟一块五，扭过头来问我：“你不用交吗？”我低着头说：“我们也得交。”母亲批评我：“考俩‘100’就啥都忘了。”说着，又递给我一块五：“拿着吧，手紧着点，别丢喽！”

钱难借，事难执。当我从母亲手里接过这笔借来的学费，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儿：第一，学生考高分是天经地义的；第二，白球鞋家里是真买不起。

可买不起也要穿呀。母亲说她有办法，难道又去找别人借？到了第二天，母亲拉着我早早来到学校，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她就用白粉笔把蓝球鞋给涂了个遍。白是真白啊，可是她涂早了，这玩意儿一走一掉渣儿，等我登台的时候，鞋子成了“迷彩”鞋。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我至今未忘。

母亲不光对我们手紧，对公家的东西手更紧。

当时在村子里，母亲是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因为大伙儿信得过，生产队选她当了仓库保管员。打那天起，母亲就绝不让我和弟弟碰仓库钥匙。其实，那年月仓库里也没有啥值钱的好东西，不过对我们小孩儿来说，那成麻袋的喂猪用的豆饼倒是还能当零嘴吃。有一回趁母亲不注意，我就随手装了两裤兜豆饼。没想到，还没等出仓库门就让母亲发现了。她当场让我掏出来，然后很严厉地说：“你这是偷！公家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能拿！”母亲当时那凌厉的眼神，教我至今想来还是不寒而栗。

要说母亲有手不紧的时候吗？也有。当年生产队偶尔会分一些东西，比如口粮、柴禾。最热闹的是春节分猪肉，别人都是往前挤，抢着要肥膘儿，母亲这时候反倒手不紧了，就在旁边看着，准是最后剩下一份没人要的，她才拎回家。我和弟弟埋怨她，她总是懒得搭理。直到多年以后，每次回村，总有老人拉着我的手念叨母亲的好，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其实，母亲手最紧的还是对她自己。年轻那会儿，她爱吃鱼虾，却从不舍得买。顶多也就是过年了，买几条带鱼，平时赶集，买点虾皮儿。后来我和弟弟都长大了，也找工作挣钱了，时不时地就会留给母亲一些零花钱，可她最后居然一分没花，都替我们攒了下来。

母亲在五十五岁的年纪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手紧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可是她却用那双紧紧巴巴的手为我们拨开了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让她的孩子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奔跑、无忧无虑地成长、挺直了腰板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