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撵，徒步行走。早年间，乡间出行主要靠两条腿。人们赶集上店，三里五里不在话下；串亲拜年，一二十里抬脚就走。游走乡间的小贩，推车挑担，走过一村又一村；磨剪子戗菜刀、打铁的手艺人，几十里，几百里，也都是一路走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没有电话，各级政府的政令也需徒步传达。县政府有七八个专职交通员，负责传达文件通知，从县城到边远区公所，有的要走十几个钟头。任务紧急时，需星夜赶路，通宵达旦。有的连夜穿过草泊，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芦苇荡里，一走就是几十里。

学生们更是庞大的走路一族。小学生自不待言，农村的初中生也是名副其实的“走读”，高中学生路远的可以住校，周末回家，即使百里之遥，也是一路步行。我读高中时，学校离家有20公里。秋冬时分，星期六傍晚离校，走到市郊，天已大黑。长长的马路上，除了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之外，很少有夜行之人。我常常一个人在暗夜里潜行，路边的坟堆、废弃的砖窑，河里看不见的流水，都让人感到幽深莫测。

在那个步行的年代，不论大路小路，少见车辆，多是急匆匆的行者。若是春日，走在那些漫长的道路上，时见桃花点点，颇有几许“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韵味。可许多时候，只是口干舌燥，苦苦行走，默默计算着距离家乡的里程。

到了20世纪60年代，自行车终于缓缓来到乡村。走惯了乡间土路的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但那时买辆自行车实在艰难。

我是1968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年夏天，我被分配到离家70多里远的一所乡村中学，整整攒了半年的工资，家里又卖了一头猪，才凑足了买车的钱。那些日子父亲几乎天天到五里外的供销社去打探。有一天上午，终于得到可靠消息，说第二天供销社要“放”自行车。那天父亲早早就起来了，到供销社门口排队，从清晨一直排到中午，供销社里也无动静，排队的人说多半都从后门推出去了。到了下午，营业员放出话来，说只剩下几辆了，让排在后边的人不要等了，但锲而不舍的父亲一直在那里排着队。到晚上供销社关板了，许多排队的人望了望供销社紧闭的大门，都悻悻地走了，可父亲没有走。就在那个冷风瑟瑟的秋夜，父亲在供销社门口又挨到天明，终于排到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自行车。为此父亲得了感冒，咳嗽了半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