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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煎熬了48年的数字 □ 张树田

2002年,母校百年校庆出版的《唐山一中百年史略》,首次正式公布了唐山一中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蒙受损失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地震当天,在学校过夜的教职工、家属、外来人员有105人遇难,远超幸存者的人数;加之812间校舍无一幸免,全部倒塌,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105”这个数字,让我煎熬了48年。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这份生死簿的提供者正是我和时任路南区南厂工房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小董同志。震后不久,市里要求各单位抓紧核查上报人员伤亡情况,唐山一中党支部责成我负责此项工作。作为一名新党员,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并马上同管境派出所户籍民警小董取得联系。记得她那时20岁左右,一脸稚气,朝气蓬勃。她知道我们学校地处极震区,伤亡惨重。而我刚刚入职五年多,也知道学校百余名教职工分别居住在校内外,平日相互极少走动,况且当时正值暑假,人员流动极大,显然弄清伤亡情况并非易事。

于是,一连几天,我对照小董从废墟中挖出的户籍底册,首先筛选出在校园内居住的教职工的分布情况,然后分片逐户逐人进行排查。对于无人员伤亡户和绝户者倒是不难统计,关键是暑假临时来校者情况异常复杂,需要反复查询。而不少家在外埠的老师假期中究竟身居何处,也颇费一番周折才能搞清。

遇难者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刘景旺、岳淑荣夫妇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三个已是大小伙子的儿子当天分别为三个离校的老师看家,全都命丧黄泉。岳老师曾是我在母校读书时的数学老师,那天我具体询问其中一个孩子的遇难情况时,只见她双眼垂泪,精神恍惚,泣不成声地说,三面墙倒了一面,正好把他砸在了床上。我根本无法面对这位性情温和多才多艺的恩师,也讲不出适当的话语去宽慰她那早已破碎的心。

同样,对于指派我担负这个教职工生死情况调查的崔绍增副校长,我更是多年不敢提及内心的苦衷。崔校长不仅是我当年的物理老师,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刚回母校工作后,和崔绍增、谷瑞芝夫妇比邻而居。他们俊俏可人的女儿小丽,敦厚的双胞胎儿子大虎二虎,曾经给我们的小院带来无尽的欢乐。可是这三个花季年龄的孩子均殒命于地震,怎么不令人痛心疾首、肝肠寸断?我调离学校后,一直关注着这个可怜的破碎的家庭。两位老人退休后一直未离职,依然默默无闻地继续工作,直至后来迁居老年公寓。我知道那些年每逢节日,两位老人都要在餐桌上摆放好三个孩子的碗筷,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每年7.28大地震祭日,夫妇俩都会重复这令人无比心痛的一幕。谷瑞芝老师还会含泪给远在天国的孩子们写下信件,让老伴亲手去寄发。

前些年,有朋友特意送给我一份唐山一中1971年5月12日印制的教职工名单,133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大部分已经调离、自然减员和在地震中罹难,幸存者也均在耄耋之年。我调离学校时所居简易房的左右两邻于长善副校长和高建才、闫秀荣夫妇都曾经那么开朗奔放,终生奉献三尺讲台,无怨无悔。分别40余载,我从未问过当年他们面对丧妻失子之痛,是否也有过崔校长夫妇那般催人泪下的过往?我更不太知道,那105个亡者的亲人们,是怎样熬过了年复一年的人生至暗时刻。

苦难的崔校长夫妇如今已和三个孩子去天堂相聚了。今天的唐山一中教职工名录早已更新为全新的姓名,但是“105”这个极其普通的、令我煎熬了48年的数字,必将永载唐山一中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