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7日，是唐山丰南发生大地震的前一天。天热得无法形容，人们焦躁不安，好像馒头在锅里被蒸熟却又无法做任何挣扎似的。

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当时学校留给学生的暑假作业是给生产队割草。我家住在县城胥各庄，那时候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出门不远就是田野。那个年代，人们割青草，或喂牲口或当柴烧。就在那天下午，我照例把草割回来，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员给我写了“收到XX学生交来一筐青草”的收条。饲养员看我每天都积极地完成这项工作，态度很认真，主动问我；“写一筐少不少？”我胆子小，不敢弄虚作假，便说不少。学校给的割草任务是每天一筐，如果今天写了两筐，明天就不用去给生产队割草了。但我怕姥姥姥爷会责怪我，因为一个小女孩儿，一个下午根本就割不来两筐草。于是，我仔细把收条装在衣服口袋里，背上柳条筐回家了。

从小儿我们在姥家住。姥姥已经做好晚饭，高粱米粥过了凉开水，这样稀饭就变成了两种，一种是米汤，一种是水饭。都说米汤有营养，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吃用凉开水过滤的水饭。一锅刚刚蒸好的馒头，还冒着热气。看见了馒头，我就想起了天气，感觉自己也是在锅上被蒸的样子，汗立刻就从发根渗出，顺着发梢流了下来。

姥姥是一个持家的行家里手，她总是把带着很多壳子的高粱米择得干干净净，做出的饭吃起来格外顺口。我们吃饭用的是一张矮桌子，不足一平方米大。家里有姥姥、姥爷、妈妈还有我们姐妹三个，父亲当时还在外地工作。一家六口人围坐在这样一张小矮桌旁吃饭，显然有些拥挤，于是，姥姥便以还需要干些什么为由，不肯坐在桌边。这时候，妈妈总会用既心疼又嗔怪的口气责备姥姥说：“都吃饭了，你为什么还要干活？”姥姥显然对妈妈的这种嗔怪并不在意，依然带着慈爱的笑容，款款地说：“你们吃，你们先吃。”我那时候是不大在意大人们的这种感情表达的，理解不了姥姥为什么每次吃饭都不肯及时上桌，也理解不了妈妈为什么总用那种口气跟姥姥说话。

姥姥做的饭总是那么让人开胃，我记得当时蔬菜很少，姥姥就会用咸菜拌上蒜，加上几滴香油。有时候也用她自己制作的豆瓣儿酱，把切好的蒜拌起来。每次把这样的菜品送到嘴里的时候，我心里总觉得那是一种被宠爱的味道。

那一天，丰南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电影《沸腾的群山》，还有另外一部我想不起名字的电影。通常都是7点半开演。虽然电影院离我们家不到500米，但是我们也得早去，这样才能挤到自己的座位上，因为每一个座位不只坐一个人。

电影开演了，电影院里挤满了人。很多人赤膊亮背，有的拿着芭蕉扇子，有的拿着纸扇，不停地扇着。扇扇子的哗啦哗啦声，夹杂着你喊我叫声，都不影响人们看电影，似乎什么声音也遮盖不住银幕上发出来的音响。人们看电影的注意力太集中了，就像鲁迅先生写的一样，不管什么热闹，都伸着脖子往前看。不过也有例外，我旁边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早已在她妈妈的怀里满头大汗地进入了梦乡。

电影将近11点钟才散场，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出电影院的大门，有的被踩掉了鞋，拉在了同伴的后面，于是潮水里又多了一阵阵喊叫声。我们也是在那一股潮水的簇拥下，流出了电影院的门口，一溜烟地回到了家中。

我们推开用竹竿儿扎成的柴门，院子里一片寂静。白天放在院子里的鸡笼已经不见了，说明姥爷已把那几只下蛋的老母鸡哄进笼里，像往常一样拎进了堂屋。我想大人们都已经睡下了。我们悄悄地走进了院子，本想就这样睡去，却发现姥姥正站在北屋的门口，一直微笑着迎着我们。见我们回来了，她立刻拿过来洗澡的大盆，妈妈则从水缸里舀出来已经晒了一天的温水，给我们每个人都洗了澡。姥姥一直看着，最后确认我们都不再吃东西后，才把没有吃完的晚饭放进酱缸里，盖上了纱罩。那些食物里有半个西瓜，个头比较大，而且是黄瓤的，那是姥爷从十公里外工作的地方背回来的，晚饭后全家人吃了一半，还有一半，姥姥说留着明天吃。看着西瓜，我舔了舔嘴唇，期盼着明天。二妹妹是跟着姥姥、姥爷睡觉的，姥姥悄悄地掀开了蚊帐的一条缝，把二妹妹塞了进去。

姥爷已经发出了鼾声，就像平常的日子一样。我们也回到了厢房，在对电影故事情节的回味中慢慢地睡去。不知睡了多久，其实只有不到四个小时，地震发生了，姥姥就是在那个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期盼的明天成了永远失去姥姥的明天。

40多年来，每到这一天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还原那天晚上的场景。我在想，我的童年为什么没有苦涩？是因为姥姥在用她的心田酿成的蜜滋润着我。于是每到这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都试图见到姥姥。我想跟姥姥说：“姥姥我知道你每次都不主动上桌子上吃饭，是怕我们吃不饱。”我想跟姥姥说：“姥姥，妈妈嗔怪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你都寻点儿活干，是心疼你。”我如果知道那天会有意外发生，我还想跟姥姥说：“姥姥，我来保护你。”

愿姥姥在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