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这一科学概念：“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李大钊信仰坚定、思想先进、初心如磐、道德崇高，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典范。

一、李大钊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典范

共产党员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追求马克思主义并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为共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做出了典范。

李大钊曾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追求真理的过程指引了他整个求学之路，贯穿于他的一生。1913年底，李大钊到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学习。在日本，他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他以自己的方式接收着这一新思想，并做以深沉的积淀。正如章士钊所说的“彼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于当时环境，及已是否能实行以为断。”这为他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思想准备。

李大钊以敏锐目光关注着世界革命形势和社会思想潮流，当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影响世界之时，李大钊认真地分析比较了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指出十月革命的先进性，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全国上下鼓躁庆祝中国战胜之时，李大钊冷静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俄国Bolsheviki党是领导俄国“革命的社会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的论断，鲜明地标示着他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有了理论的指导，有了成功的经验，李大钊看到了世界革命的趋势，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构成成分等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着诸多类似之处，马克思主义既然能够指导俄国革命的胜利，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所以，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死寂的北京，黑暗的中国也终将获得曙光一线。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率先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国情，来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以小鸡自然的孵化过程为例，解释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在卵壳里发育成熟了，必将会像小鸡一样以革命的手段打破卵壳，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势在必行，不可阻挡和逆转，他的解释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问题，破解了青年的疑问，吸引着同学们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队伍中来。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之下，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一体的进步团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后来都成长为早期的共产党员。同年12月，李大钊又和徐其湘等进步青年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较早地从生产、消费、分配等多个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是富的，而不是穷的，是整理生产的，而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他甚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理论。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他说“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应当说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河。

新思想的传播必历“一番之辛苦”，必经“一番之努力”。李大钊冒着“过激派”随时被北洋政府封杀的危险宣传“过激主义”，顶着被同人批判、误解不务实际“空谈主义”的压力，承受着内心对《新青年》同人因自己的言论被诬为“过激派”的内疚和歉意，却矢志不渝。他坦言“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因为比起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压力和破害，他更愿意以自己的努力使真理大白于天下，绽放出光彩：“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他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南。

李大钊为“主义”而献身。在生命的最后，面对死亡，当监刑者问他对家庭有何交待时，他坦诚地说：“我是信仰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他把为“主义”而牺牲作为自己的本分，为崇高的理想信念而献身，这是他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的政治追求，激励着共产党员前进的步伐，是共产党人坚定政治理想的光辉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拓荒人，在不断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坚定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指出中国道路。新时代，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梦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脉相通，共产党员的政治理想也一脉相承。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要向李大钊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李大钊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自幼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1889年，李大钊诞生在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帝国主义的蛮横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人民的沉重灾难，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当他听到私塾老师讲授“太平天国”分田地、均贫富的政治主张时，脱口而出“我长大了也要效法洪秀全。”这应该是少年李大钊的初心、懵懂的理想—— 实现“天下太平”。

1907年，当他的知识足以支撑自己的思想时，18岁的李大钊与同学首次到天津投考学校，做出了第一次主动的志向选择。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较为详细地回忆了心路历程：“钊感于国势之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係北洋军医学校，一係长芦银行专修所，一係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选择法校是感于国势之危亡。为了救国，他放弃足以“致个人之富”的长芦银行专修所。这也源自于他的初心——政治报国的追求。

1916年，身居日本的李大钊，面对日本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回想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破碎神州日已曛”不忘“高筑神州风雨楼”的美好志向，怀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发出创造“青春中华”的呐喊，写下了《青春》一文，他鼓励青年出其丹心碧血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是他发之于心、践之于行的愿望，破腐朽为神奇，实现“青春中华”之再造的梦想。

在谋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李大钊以创造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为目标，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这篇文章，他深感成立一个如布尔什维克一样政党的必要性，中国必须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同于中国民国以来的政党，不应为本团体谋取个人利益，而要为人民谋幸福，这个党的性质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而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的团体”，以担负起民众运动的重任，这是李大钊所明确提出的建党理论。这一理论点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点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进行“中国彻底的大改革”，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人民的彻底解放。可以说，这是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建党时的初心。而他建党的初心与他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为人民谋幸福是完全契合的。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他时时刻刻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人民解放为使命，初心坚守，始终不渝，培养革命力量、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工农革命运动、运筹策划国民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多条战线上，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瘁力以成之，坚守初心，敢为人先，善于担当，为共产党员锤炼政治品格做出光辉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中叮嘱全党，“无论我们走多远，也不要忘了来时的路，和我们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新时代，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就要像李大钊那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牢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实现人民愿望，为人民谋幸福。

三、李大钊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近代中国，无数共产党员前仆后继，为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对于战斗中的牺牲，李大钊有着透彻的认识和视死如归的勇气。1919年，他在《牺牲》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1922年3月，李大钊写作《黄庞流血记序》，纪念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他更加坚定地说道：“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非所必要，然亦非所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纵观李大钊一生，他始终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生死置之度外。

党的一大以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发展壮大党组织，领导工农革命运动，掀起北方工运高潮。1924年首次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更是担任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工作，成绩卓著，动摇了反动军阀的统治，也遭到北京政府及各系军阀的仇视，他在北京大学的活动受到监视，石附马后宅35号北京的家遭到地痞流氓的破坏，家人生活不安，他自己也多次被通缉。李大钊机智地与敌斗争，继续领导北方工作。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三一八”斗争，与游行队伍一起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执政府卫队的镇压，并受伤。第二天，段祺瑞执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李大钊掩护了国共两党领导同志秘密转移，而他却坚持留下来主持北京的工作。

实际上，从“三一八”惨案发生到李大钊被捕一年多，李大钊有很多机会离开北京。据罗章龙等人的回忆，当时中央曾安排李大钊到南方工作，陈独秀也多次致信李大钊要求他到武汉工作，罗章龙本人也以南方人的身份一再催促李大钊结伴成行。但李大钊坚定地留了下来，当妻子担心他的安危时，他安慰妻子：“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所以一直到最后，“北京只余钊一人”。在危险的环境下，李大钊深知境遇之险恶，他也发觉到警察和密探的监视，和同志们做着保全组织的准备，严肃工作纪律，启用密码暗语通信，接洽安排党团工作。尽管如此，他依然坚守北京，主持着北方地区的工作，为大革命的推进做着准备。甚至当他从杨度等人那里得知到张作霖要逮捕他的消息时，依然坚守阵地，直到壮烈牺牲。

李大钊的牺牲是对生命价值最崇高的诠释：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党、人民和祖国。他的牺牲精神与他的博爱思想互相映照，体现出高贵的人格。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选择上，为了革命事业，李大钊真正做到了毁家纾难。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每月的工资收入很高，我们从北京市档案馆公布的李大钊的工资存根可以看到：1920年初，他的工资为140块银元，1924年2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月工资即达280元。单就这一项收入来看，他一家可以过非常宽裕的生活。事实上，李大钊的生活非常清贫，亦如普通百姓家庭。“黄卷青灯、茹苦食淡”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他的工资收入常用来资助生活贫困青年和学生，也常用于募捐活动，更多地用于党的事业。据张国焘等人回忆，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成立之时，李大钊在党的会议上当众提出每月拿出80元做党的活动经费。1921年，何孟雄等代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赴俄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在满洲里被捕，解救需费400元，除其他人捐款近百元外，李大钊垫付了全部的缺额。他就是这样，尽散月入、毫无保留，国而忘家、大公无私，没有为家庭留下任何积蓄。李大钊牺牲后，家属手里无钱安葬，棺椁衣榇皆为友助。李大钊以自己的干净担当、英雄气节为共产党员锤炼政治操守做出了光辉典范。

新时代，新长征路上，面对于来自国内外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共产党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像李大钊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长江黄河一往无前的气势冲越险滩，滚滚向前，奔流不息。要勇于担当作为，不断提高斗争本领，迎接来自于新时代的新考验。

四、李大钊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典范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李大钊始终关爱人民，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李大钊关心人民，关注民生。他的文章 “造意树义，以民生为念”，在北洋法政同学中独树一帜。1912年，李大钊发表第一篇政论性文章《大哀篇》，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这一词语，他以沉痛的笔触描述了人民凄惨的生活状况：“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慨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他以人民的幸福与否来衡量社会制度的良莠。1913年，他因为没能找到解救民族、解救人民的道路而感学识不足到日本留学，要“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来救中国。1919年，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熟之后，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功绩”。这也是李大钊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前提，他要探求的道路，即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

李大钊倡导人人平等，他说人世间“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 在李大钊看来 “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人，都是神圣的”，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只要是正当的，都是极其高尚的，值得尊敬的。他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经常深入到民众中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生活。他指导邓中夏、张国焘等北大青年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广大平民当中用朴素的语言宣传新思想，倡导新生活。

李大钊重视工人的先锋队作用，他指导邓中夏等早期党员在工人之中成立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在给工人同志们的讲课中，李大钊讲道“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李大钊领导北京（北方）区委期间，北方地区铁路沿线和各大厂矿组织工人俱乐部（工会）林立，罢工斗争形成高潮。

李大钊充分肯定农民的主力军作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调查报告，指出“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成分。”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用知识改变人民的命运。他利用回乡度假的机会，将家乡的华严寺改造成小学校，鼓励家乡的孩子走出家庭，走到学校，接受教育，学习文化，为家乡培养了革命人才。冀、鲁、豫、京、津地区农民协会的成立和农民运动配合了大革命的进程，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打下了基础。李大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人民，忠诚党的事业，是共产党员政治情怀的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百年前，李大钊为解救战争灾难中人民的苦难而放弃安逸生活而坚持战斗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中，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新时代，共产党人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要向李大钊等革命先驱那样关爱人民，站稳人民立场 ，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一心一意做好民心工程，全力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李大钊在谋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理想、民本情怀、斗争精神和浩然正气，诠释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作为李大钊纪念馆的工作者，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者，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用好红色资源，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李敏，李大钊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河北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 ；刘晓艳，李大钊纪念馆研究馆员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河北李大钊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