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家乡小镇的街上店铺酒肆林立，但唯独缺乏文化娱乐场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镇上仅有一家茅草盖顶的戏院和一个小剧场，但那里几乎是唱“落子”的一统天下。还有一个小说书铺，不过两三间房大，我倒是溜进去过，一看说书人或摇头晃脑或咿咿呀呀，根本不知所云，顿感索然无味，慌忙退出。

那时，看一场电影无疑是孩子们最梦寐以求的精神享受。小镇上放电影大多选在一个封闭的大院。偶有影讯，一般在街上提前贴出海报，然后在大院门口卖票，不分童叟，五分钱一位。每逢这样的日子，孩子们都奔走相告。当然，门票钱是绝对从父母处要不来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彼此要好的三五个小伙伴结伴，选个适当的位置，高个的驮矮个的，翻墙而过。买票进场的多自带小板凳，而我们这些从不同渠道“蹭”进场的则只有在银幕的反面席地而坐的份儿了。偶遇认真查票或蹲守的，最多也就是先挨上两脚，然后被人拎着耳朵轰出去。但多数情况下，不会失手。而且，日子长了，猫鼠相安无事。

就这样，我几乎看遍了那个年代所有脍炙人口的经典老电影，在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同情佩服喜儿、大春、拉兹的种子，恨死了黄世仁、汉奸、狗特务这些坏人。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平原游击队》《智取华山》等许多“打仗”片，每个人都看过不下十遍，其中的许多情节和精彩台词早已烂熟于心，并很快应用在小伙伴们平日的打闹和游戏中去，一些平时不合群甚至有些霸道的孩子常常被以电影中“坏人”的名字作为外号称呼，但大家对善恶是非取向相同，彼此并不介意。

我们经常光顾的叫“么家店”的地方后来加强了防备，不仅加高了院墙，还在墙头插上了许多玻璃碴子，但对电影的痴迷使小伙伴们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领地。镇子南头火车站的家属院又成了一个电影放映点，几经探查，我们发现可以绕进站台，然后从一道木栅栏直接跳入家属院。不过，这个秘密也很快被察觉，放电影的人竟然在栅栏上抹了不少大便。同去的伙伴士英猴精，他很快从家拿来一把小锯，锯下一段木条儿，大伙儿反而更加轻松便捷地钻了过去。过后，大家一起学着《列宁在一九一八》这部电影的腔调说：“面包会有的，大便会有的，办法会有的。”然后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打仗”片好看，但有的电影我们看不太懂，士英又想了个好办法。镇上有家小人书馆，一般薄一点儿的2分钱一本，电影版的大多比较厚，或者分上下册，要三分钱看一次。于是，我们又结伴而行，每人先租一本，然后乘人不备再互相交换，真可谓事半功倍！小人书和电影相辅相成，培养了我们早期的读书习惯，陶冶了欣赏和思考的情趣，更滋润了那个年代我们几乎干涸的心田！

不记得从哪一年起，镇上也盖起了电影院，还悬挂起20余位中国电影明星的巨幅照片，街边小摊上也有明星照片出售。那时，大人们似乎也开明了许多，孩子们手头开始有了些零花钱。于是，进电影院不再逃票，收集明星照也很快成为孩子们追求的时尚。玩伴中的文环绝顶聪明，他用小木板自制了一个放大尺，竟然将所有明星照片临摹放大成大幅的图片。一时间，引来小伙伴们个个效仿，贴在自家墙上，就好像让电影中的人物一个个走下银幕在家中同自己日夜相伴。记得我用一周的时间，放大出王心刚和王晓棠的巨幅画像，用炭芯笔细心描摹，形象极为逼真。我承认，他们是我现在仍挥之不去的偶像！

玩伴

玩伴，顾名思义，即孩提时代终日在一起玩耍嬉戏的伙伴。谁没有几个天真无邪值得回忆终生的玩伴呢？

有玩伴的日子应该永远和欢乐童真、无忧无虑乃至恶作剧联系在一起。我亦如此——即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极度穷困的时代。

我出生在唐山丰南一个小镇。农村的孩子是幸运的，当玩具对我们而言尚不知为何物时，我们的上一辈即已为我们发明了许多不用花钱即可获得快乐并永远取之不尽的玩具和玩法。

记得每到报春鸟啼鸣的时节，蛰伏了一冬的孩子们就会甩掉厚重的棉衣，爬上树梢，折下一段段柳枝，然后双手一拧，抽去中间的干条，剩下树皮做竖笛。于是，满街筒子便充斥着疯跑的孩子和他们演奏出的“呜、呜”的笛声。

很快，春染大地，到处桃红柳绿，每个男孩子的兜中几乎都有了一把做工各有千秋的弹弓，每个农家的房前屋后都晒满了男孩子们搓就的泥球儿。自然，那些身材娇小、跳跃轻巧的“小柳叶”（一种小鸟）也自此开始遭受厄运，孩子们躲在树下，肆意射杀着那些憨傻可爱的小生灵。尔后，随着桃李杏花的衰落，果子成熟了，杏核儿又成了孩子们玩乐的首选。硕大的香白杏核最为男孩子所青睐，经过打磨，剔除果肉，潜入牙膏皮后封好口，这种杏核儿最有“战斗力”。

春日虽好，但从大自然中获取的这类好玩的项目毕竟略显单一，于是，作为不受季节限制的一些玩法便在此时应运而生。像官兵抓贼、藏猫猫、玩骨对儿（用猪的腿脚关节或石子）等游戏便成了孩子们忘记吃饭的主要原因，而用毛片、杏核儿、玻璃球一赌输赢的较量则成就了孩子们乐此不疲的疯狂。如果说这种一争高下的玩法略带些赌博的色彩，那么，男孩子热衷的推铁圈的游戏则彰显出鲜明的竞技体育的特点了。为了看谁推得更长更远，记得那年早春，我和同村的文环、贵银三人商定，以学校要栽树为名向家长请假，每人骗得一个饽饽，竟推着铁圈一口气走到唐山小山一带（往返近二十公里）。事情很快败露，每个人挨了家长一顿暴揍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夏天一到，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就更丰富了。士英是最聪明的一个，仅捉知了一项，他即可娴熟地使用面筋、马尾、蜘蛛网三个办法，而且从不失手。至于捉鱼，他更是经验丰富，十分老道。在草窝摸鱼，每次都是他斩获最多。用脸盆圈扣，用筛子或苇帘截，那更不在话下。而用蚂蚱钓和用钎子扎青蛙，我大多只是做“下手”，拿个袋子用来装“战利品”。有一次，我们几个商定去偷黄瓜，夜幕降临后，大家脱下裤子悄悄潜入菜园，不一会儿，几个玩伴均满载而归。而我不敢直腰，只在瓜架下摸索着偷摘，最后一看所摘黄瓜全是皮厚味酸的老黄瓜种。后来听说，菜园的主人因黄瓜种一夜间被一扫而光痛骂了三天。

当然，淘气仅仅是孩子们宣泄过剩精力和体力的一种方式，而更多的是他们展现聪明才智的创意之举，有时采用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瞒天过海等战术屡试不爽，恰恰佐证了《孙子兵法》的精准。那个年代，玩伴更多的业余时间主要是从事割草拾柴、拔麦脱坯、起粪垫圈、养兔放羊等农家孩子不可或缺的农事劳作，用以分担和减轻生活的困顿。特别是秋冬季，孩子们玩耍的机会大多为收获季节的劳动所取代，淳朴的小伙伴们在共同劳动中互帮互助，逐渐建立了纯真的友谊，并锤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形成了团队精神。只有偶尔沿街叫卖泥人儿、糖葫芦的小贩儿和年终岁尾的秧歌、社戏才是无聊农闲岁月的难得调味品。

毋庸置疑，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美好的，这其中欢乐与童真相伴，幸福与苦涩同行。若干年后回望逝去的幕幕往事，颇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前些时日我特意回到老家，邀儿时的玩伴小酌，我们几乎是彼此相扶走进酒楼。几十年未曾相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大家饶有兴味地忆及那时的童趣。人生沧桑，恍若隔世。没有世俗，没有恩怨，这是何等令人荡气回肠的人间情谊啊！

士英悄悄地和我提及，真的非常感激我们家，那些年每到青黄不接，我母亲都要从不多的口粮中拿出一些接济他们，帮助他们度过那些难捱的饥荒日子，因为那时我家已改为非农业户，按月有商品粮供应；贵银一直憨笑，他十分满足，一个儿子在区医院当医生，另一个儿子在读博士后……

我是这群玩伴中惟一走出农村考入大学的。当年，正是非常的年代，每每探家，我竟不敢登门探望，甚至有时刻意回避。那年，我病重住院，倒是士英专门打来电话，嘱我安心住院，不要想别的，缺钱告诉他，他说：“我现在过好了……”

那天，我们酒喝得不多，闲聊的时间挺长，有回忆，有祝福，有互勉，也有自责。

难忘恩师二三事

那年夏天，我通过报社的寻亲栏目，寻找我小学和初中毕业时的班主任李际禹和尹广德两位恩师。尽管在我离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从未谋面，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对能否找到他们也不存任何幻想，但我知道，我的这番尝试，起码是对自己多年夙愿的一个交代，抑或是一种良心的自我抚慰。谁料想，寻师消息见报的当天，便有三个电话打来——不是恩师，而是他们的子女。果然不出所料，两位恩师均在多年前已相继作古。更未料想，我的寻师之举深深打动了两位恩师的后人，电话那头传来“这么多年了，还有学生惦念着……”这样的喃喃自语和哭泣声。

我又怎么可能忘了这两位恩师呢？1956年，年仅十岁的我升入小学六年级学习。母校丰南胥各庄小学原来是一座破旧的古庙，在当地俗称“大寺”。院内高耸入云的几棵老杨树，见证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小学校的古老和声望。班主任老师叫李际禹，操着一口“昌、滦、乐”口音，长得白净俊秀。其实，李老师大不了我们几岁，每逢秋末冬初，他和我们这群孩子一起仰望硕大的老杨树，盼着风吹树摇，然后一起捡拾树叶，互拉皮勾（农村孩子普遍玩过的一种游戏）。很快，师生间的距离便拉近了。

那年代，学生们多数出身寒门，因此，催缴学杂费便成了班主任老师要做的一件大事。而每到班上让尚未缴费的学生举手示意的时候，我都把头压得很低。几次下来，李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那天，他专门到我家一探究竟，看到我家十口人，竟有六个孩子同时就读、家中一贫如洗的状况后，他动情地对我母亲说：“看来真难为你了，不过，这孩子挺聪明的，咬咬牙也要供他呀。”并嘱咐我母亲找村里干部开个证明信，他力争把我的学杂费免掉，母亲频频点头，噙着泪水对李老师千恩万谢。

可是，正值淘气年龄的我又哪里懂得父母的辛苦和老师的良苦用心呢？就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因为和别的孩子一起参加“打五分”（谁考五分就打谁，五分即满分）的活动而被请过家长。我还曾因为一次口角，使另一个孩子手受伤花了十多元医药费，而遭到母亲的一顿暴打。后来，李老师几次找到我拉家常，讲他小时候的遭遇，谈古人如何尽孝道，从男儿当立志到长本事成大业，几乎无话不谈。对国学中涉及的伦理纲常内容，虽然我似懂非懂，但还是在稚嫩的心田里注入了如父如兄般的温暖。

从此以后，我仿佛变了一个人，放学回家，先给母亲鞠躬行礼，学习也更加努力，成绩开始扶摇直上。李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期末，李老师特意把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叫到了办公室，让我俩帮他抄写学生成绩表和品行鉴定。要知道，这可是送给各位家长看的掌管学生命运的重要材料啊。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受宠若惊的亢奋中，也深深陶醉在李老师对我们的巨大的爱意和信任之中，特别是李老师给我的评语中一句“该生天资超群”竟让我激动多年，以致奠定了我早年的上进和自信。真的庆幸我顺风顺水地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情同父子恩重如山的老师。尽管我的青少年时期一直与饥饿和贫困相伴，但老师犹如接力一样一棒接一棒，给了我勇气和信心，为我描摹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生坐标。

1957年，我进入了家乡的胥各庄中学就读初中，接手班主任的尹广德老师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专家。在校三年，他几乎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把深沉的爱默默地播撒在每个学生的心中。那年月，冬天格外冷，经常大雪没膝，终日不化。记得有年冬天，尹老师索性让我们走读的学生也在校吃住。那时常常顿顿高粱米，餐餐白咸菜，但毕竟可以免除跋涉之苦，多些时间读书。可惜，我们年少无知，像一匹匹脱缰的小野马，经常搞些恶作剧。有一次吃饭，同桌一下子盛了几碗粥晾着，免得烫嘴。我为了抢吃他的粥，竟往他的碗里吐了几口唾沫，惹得我俩打了一架，事后我被尹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今天想来，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悔恨不已。

其实，尹老师对我真是疼爱有加。他了解了我家的贫困状况之后，那些年，几乎每到暑假，都提前给我联系好打工的活儿，或到学校建筑工地当“小工”，或从学校借来排子车，让我和另一个学生“拉脚”挣些钱补贴家用。毕业那年，为了最后的冲刺，他还安排两个家住外村的孩子住在我家，这样，大家一起上学，一起复习功课。中考前夕，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他又精心指导我们选择和填报志愿。临战动员，他的一句“是骡子是马，现在要拉出来遛遛”的话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庆幸的是，我还真没有辜负尹老师的期望，1960年，我顺利地考入久负盛名的唐山一中。自此，一步步走向了新的人生。

时光荏苒，斯人已去。我也年逾古稀，虽然此生碌碌无所建树，但回想走过的路，毕竟没有愧对母校和诸位良师。前些日子，端详着从恩师后人处找寻的恩师遗照，真是万般感慨不禁涕下。数年前，我少时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两所母校均被拆迁，再寻不到踪迹，不过，每当忆及故去的恩师和消失的母校，自豪之情仍油然而生。一个学生，无论他的成就和地位如何，他对自己母校和恩师的爱恐怕都是一样的。

老宅

庚寅二月初六，阴雨蒙蒙。随着挖掘机的阵阵轰鸣，我家的几间老房连同院内的老树、破烂家什顿时化成一堆废墟。在丰南胥各庄镇这次史无前例的城中村改造中，有近9000户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住民，将从此改写各自的家庭史。人们凝望废墟，默默地去重拾那些久远的记忆；人们也憧憬，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两年后将矗立起幢幢高楼大厦。

我的确不清楚我们这个族群是自哪朝哪代落户于此的。父母在世时对家庭历史的讲述，也仅始于我的曾祖父一辈。我曾揣测，母亲之所以热衷于从当过武秀才的曾祖父说起，是否由于那是我们这个家族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小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经看过一本张氏家谱，不过，那上面记载的仅仅是这个家族男姓各个辈份的排列规则及不同序列的姓名符号，至于家族的形成、迁徙及沿革等实际内容并无涉及。所以，无论是口头传授还是文字记载，家庭先祖的历史情况完全是一片空白。

不过，及至我父亲这一代，家庭的破落与衰败已是定局。老宅院虽说也算四进四出，大门口及二门口也有石刻石狮子把守，但几间旧房子及门楼早已破烂不堪，远没有富裕人家大宅门那种气派。在我的记忆中，几间破房都是那种内衬土坯、外贴砖石、上铺苇草“里生外熟”式的冀东居民。冬不遮风，夏不避雨，特别是遇到阴雨天，盆盆罐罐都得用上。谷雨一过，赶集备草、修房补漏便成了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其实，原本属于父亲的草房仅有一间半，其他几间是由于家庭内复杂的过继关系，才逐渐辗转归到父亲名下的。而恰恰是这几间破房，才使我们全家12口人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年月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

童年生活的困顿和窘迫可想而知，父亲一人的工资和两亩薄地供养一个12口之家，令我们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和苦涩。从我记事起，每天清晨，母亲都是第一个起身生火烧饭，两大盆稀玉米渣粥捞起，用灶里的余火温上一盆水，供一大家人依次洗脸使用。午饭更是365天始终如一——贴饼子、白菜汤，不年不节是不会沾上荤腥的。烧柴全是我们放学之后割草拾柴筹集，每到秋后，每人一个筐，拾得的柴草堆放一处，母亲逐个检查验收，每个人拾柴的多少通常是和晚饭的分配挂勾的，这是母亲早年教育子女屡试不爽的激励机制。那天，我们兄弟三人赶到拆迁后的现场，竟然发现两个我们儿时用过的那种柴草筐，睹物忆旧，真令人感慨万千！

在老宅度过的童年岁月也有多彩温馨的一面。那时，兄弟姐妹们常常在飘洒花香的老槐树下，向母亲学习打夹纸、纳鞋底的手艺，而这时，我正好可以乘母亲不备到外边去疯耍。春天来了，小院的小桃树上，“小柳叶”（一种小鸟）跳上跳下，我用弹弓一试身手，常常百发百中。春夏之交，桑椹满枝，我和弟弟相互配合，满嘴乌黑，心中淌蜜……还有那个铺满青石板的中院，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每天在那里择洗捡来的菜帮菜叶，晾晒用以充饥的玉米骨头、白薯秧子。入夜，院内铺上一张破席子，家人或躺或卧，母亲在一旁边用芭蕉扇驱赶蚊虫，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述那些经年往事……

母亲极其好强又精明强干，这在老家是众人公认的。1972年，她毅然决定要将老房推倒重新翻盖，这是当年我家比天还要大的事。父亲工资微薄，养家糊口尚且捉襟见肘，姐妹均已远嫁他乡鞭长莫及，我们哥儿仨一个下乡两个上班，缺钱少人，要翻盖新房谈何容易。说来也怪，母亲没用半年，竟先后将盖房所用的砖石物料一一置办齐全。开工之后，母亲挪动着一双小脚，又忙做饭又要监工，里里外外，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没用多久，竟神奇般地将三间砖石到顶的平房操办起来。老人家还听从我们哥儿仨的建议，在前后门安上雨搭，装上门灯，远远望去，颇为新颖洋气，一时间竟成为街上一景，引来无数人驻足观看。

新房落成后，母亲要把宅院重新修整一番，老人家舍不得废弃院内的半块瓦片、半块砖头，坚持让其各得其所，为此，弟弟没少挨母亲的斥骂。那些日子，我们细心打磨院内外的地面，精心栽植了玉兰花、刺梅等绿植，后来还栽种了几棵葡萄，小院浓荫蔽日，生机勃勃。为了美好的家园，在年逾花甲的老母亲的带领下，我们付出汗水、付出心血，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母亲乃至几代人的梦想。而这一切，在四年之后竟然毁于一旦！无情的地震又一次埋葬了我们的梦想。“我们都有手，怕啥，还把它盖起来！”母亲已经衰老了，但依然初衷不改，老人家骂过我们，恨过我们不争气：“难道你们哥儿仨就看着这祖业宅荒下去吗？”我们应当自责，尽管后来我们哥儿仨在老宅盖起了更大的房子，比原来的更新潮更气派，但是，老人家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最终没有看到。

那年，女儿在忆及我们及奶奶在建设自己家园的历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甘苦的文章曾动情地写道：“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普通如我的奶奶及我的父辈，在装点自己心中的家园时，是否也会如安东尼奥·高迪在巴塞罗那建造圣家族大教堂般才华盛放、永怀执著。我们哪会有高迪那般情结，但是，我们相信在营造自己心中家园的接力中，会像高迪和他的继任者一样永怀执着。

远去的故乡

由于修建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和建造了中国第一台龙号机车，故乡胥各庄注定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据史料记载，胥各庄古称婿嫁庄，始建于明初永乐年间。自清咸丰年间猪鬃加工业兴起，这里便成为了京东地区著名的农村集镇。光绪初年，随着开滦煤矿开凿的煤河通航和唐胥铁路的通车，煤河的尽头也日趋繁荣。《丰润县志》就描绘了当时的盛景：“洋楼花坞，目不暇赏，稍西桥旁，列肆鳞比，人烟辏集，居然一水陆埠头也。”此处后来就取名河头镇。这里先后兴起的胥、河两镇便成了后来丰南县城的所在地。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除唐山市之外唯一有楼房的地方就是河头镇，楼房主要分布在铁路南北大街与煤河的两岸，其建筑规格多为两层七八个房间的小楼。只有铁路南一幢装饰华丽的楼房显得有些鹤立鸡群，这座被称作河头苑园的洋房占地300余亩，是一处尖顶红瓦格调别致的西式建筑。据说由一位张姓旗籍官吏建造，后来归开滦煤矿所有。有资料表明，后任美国第31届总统的胡佛，当年在开滦充任高级白领时就曾在此下榻。

而胥各庄镇的建筑格式与河头镇迥然不同，富豪人家多为青砖瓦顶、高台阶、大门楼的中式建筑，颇有气势。众多的平民宅第则以草房为主，外墙用砖，里面衬坯，俗称“里生外熟”。我就出生在这样简陋的草坯房中，并在此生活了整整26年。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到火车道门旁看火车，或者随大人到煤河里的渔船上购买海货。那时，过往的火车客车很少，有时须等上几个小时，才有一趟绿皮车呼啸而过。我们朝着火车上的乘客忘情地挥手呼叫，心里期盼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坐上这种火车向远方驶去。

期望一时无法实现，现实的欲望也不一定都能满足。胥各庄毗邻渤海，盛产各种海鲜，小学同班的表兄张树元家中富足，每次到他家都能看到满桌的鱼虾，不禁令人垂涎欲滴。有一次，我还看到他从大大的鳎目鱼上剥下皮来，洗净晾干后做成简易的二胡。他还教我用大鲙鱼的头骨巧妙地拼接成大公鸡的模样，十分新奇好玩。

其实，那时的煤河，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渔船驶来，售卖从芦台等地运来的新鲜鱼虾和蟹，遇到河水丰沛的季节，甚至还有小汽船贩运海货。于是，我几次央求母亲也买些鱼一饱口福。终于有一天，母亲带我踏上了一艘渔船，只见船舱里堆满夹杂着冰块的蒲包，一尾尾鲜鱼鳞光闪闪，分外诱人。母亲犹豫再三，最后只买了几斤价格低廉的棘头鱼。今天看来，那些足有尺余长的鳎目、鲙鱼、黄花鱼，价钱并不贵，只不过对于贫寒人家而言，那也算是天文数字了。

那年，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请客，特意买来几斤新鲜的小棘头鱼。听说这种小鱼每斤竟然也高达60多元，我不禁暗暗咋舌，脱口说了一句：“我小时候大对虾才1毛5分钱一对。”谁知朋友回了一句：“那时候人们是吃不起，现在是看不见呀！”

那时的河头镇，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以煤河为中心，沿街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逢年过节或遇有洪影、范金亭等著名艺人演出，四外八村的人们几乎倾巢出动涌进城里，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而近在咫尺的胥各庄镇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平日里，这里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只有赶集上店的日子，人们才暂时放下手中的农活，将家里的柴草、鸡鸭鹅蛋变卖，换回需要的物品。年年如此，岁岁如常，从而把城镇的繁华同乡村的破败和谐地融为一体。

我在读高中时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小剧场锣鼓开打的喧闹和邻近望马台村满池荷花的静谧相得益彰，县中学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同校旁一片苇塘里水鸟的呢喃和蛙鸣遥相辉映……”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独特而又和谐的风景！

随着明代初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清末海禁大开而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个故乡的原始风貌，如今已经远去了。只有那条百余年前铺就的故道上还奔驰着川流不息的列车，和她同时出现的那条古老的煤河还在静静地流淌，像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将故乡的过去、现在向后人一一述说，娓娓道来。生我养我的故乡哟，我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