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创建党的过程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驱们开始构建起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李大钊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典范

（一）李大钊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实践真理的一生

李大钊曾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李大钊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同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的新形势直接推动李大钊寻求真理的方向由西方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随着对俄国革命认识的深化，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认识的深化，李大钊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的信仰。

第一，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认识的基础上，明确宣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李大钊之前，虽然有不少中国人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论著，但是这些译介者中，没有任何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更没有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既是中国人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第一篇公开论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论著。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深刻认识基础上，李大钊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近乎与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李大钊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在文中，李大钊明确表明：“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第二，李大钊找到了实践真理的科学路径。一方面李大钊强调了要向民众传播真理。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国青年深入农村进行思想传播。借鉴俄国的经验，李大钊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李大钊强调了要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可见，李大钊对于真理的追寻，既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求和坚持，更体现在他对于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科学路径的探索。

（二）李大钊是坚守理想信仰的表率

第一，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抱有坚定信仰。在对俄国革命进行研究之后，李大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大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1921年3月，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923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在分析“行会社会主义”时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指出：“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1924年5月，北洋政府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面对严酷的现实，李大钊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胜利的坚定信仰。他在给妻子赵纫兰的信中明确指出：“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可见，李大钊不仅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李大钊更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取得胜利。

第二，为理想、信仰而献身。虽然李大钊在狱中始终都未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未承认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政府悍然杀害了李大钊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李大钊是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死。李大钊就义第二天，张作霖的安国军司令部贴出告示，公布罪名“宣传共产，扰乱治安，颠覆政府”。同日，《顺天时报》也以“因其学说主义而殒命之李大钊历略”为题介绍了李大钊生平。即使是与李大钊政见对立之人，也为其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所折服。《平等》月刊曾刊署名“芾甘”（巴金——笔者注）的短文评价李大钊：李大钊“以从容的态度，无畏的精神走上了绞首台，为主义而死。……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可见，李大钊这种为了自己的坚定信仰而从容就义的精神深深折服了整个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李大钊同志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正是以其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品质。

二、李大钊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典范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可见，为民族谋解放、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生活就是李大钊为之奋斗一生的初心。

（一）初心是激励李大钊前行的不竭动力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从中可以看出，为民族谋解放、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生活的初心始终是他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校）。报考该校根本原因是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经过6年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校）的学习，李大钊“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其间，李大钊不仅积极投入到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而且还站在了反袁斗争的第一线，甚至因此而中断学业。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思想。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在此前“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4月，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则提出了“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在此期间，李大钊积极投入到制宪活动之中，试图以制宪实现再造中华的目标。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落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列强的入侵。因此，他提出：“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李大钊认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求得民族解放只是走向民族复兴的第一步。1924年6月，李大钊不仅重申了此前的“中华民族之复活”论，而且还与“复活”一词并列使用了“复兴”一词，他在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在李大钊看来，中国要走向复兴绝不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结合李大钊的思想，很显然在他看来这一新政策就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之路。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用很大篇幅阐述了自己投身国民革命的实践活动。对于自己投身国民革命、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李大钊进行了说明：“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可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正是李大钊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根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李大钊以其奋斗昭示了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精神。

（二）以力行精神担当起历史使命

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终身致力于以实际行动解决人民幸福、民族复兴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首先就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发动国民革命，即“打倒帝国主义，恢复平等地位”。当然，完成这一伟大事业是充满危险的，李大钊正是以力行精神担当起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李大钊明确意识到要以实际行动实践真理、实践理想。为此，李大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

第一，创建、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认识的基础上，李大钊明确揭示旧政党不可能解决人民幸福、民族复兴问题。他指出：“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即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因此，李大钊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0年3月，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是培养了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初，维经斯基离华前夕告诉李大钊，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能够迅速联合起来，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7月23日，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诞生后，李大钊积极促进整个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到大革命时期，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东北、甘肃等北方地区都建立起了党的组织。

第二，发动、领导工人运动。党诞生后，李大钊重点发动了北方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运动。在组织发动北方铁路工人过程中，李大钊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指导。据张国焘回忆：在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经费发生困难时，李大钊承担了筹措经费的工作，解决了危机。罗章龙回忆说：当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发生罢工时，李大钊兴奋地召集区委扩大会议，讨论支持罢工的方案，并派他前去联络。1922年10月，李大钊发动和领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为了领导罢工，李大钊帮助、指导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枢——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罢工开始后，李大钊与中共北京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尽力支援开滦罢工斗争。在各矿工人被迫忍痛复工后李大钊还为善后事宜做了大量工作。1923年2月，李大钊领导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李大钊与陈潭秋、施洋等罢工领导人多次接触，不断给罢工以指示和关怀。“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对反动军阀的暴行无比愤慨，一方面积极进行罢工的善后工作，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党员和工人；另一方面对遭受挫折、暂时转入低潮的中国工人运动，仍寄予厚望。

第三，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大革命。1922年，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并在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在孙中山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大革命时期，为了推动大革命发展，李大钊在冯玉祥军队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冯玉祥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倾向革命，同情中国共产党，赞同国民革命。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随后冯率部经宁夏入甘、陕，与北伐军会师于中原。

李大钊是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李大钊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三、李大钊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典范

在近代中国完成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要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进行伟大斗争，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一）为完成历史使命，必要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李大钊就论述了伟大的牺牲对于生命的意义。1919年11月，李大钊在《牺牲》一文中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2年1月，长沙华实公司第一纱厂工人在湖南劳工工会及其负责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领导下举行罢工。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派出军警，于1月16日深夜将黄、庞秘密逮捕，第二天在长沙浏阳门外杀害。李大钊对黄、庞的革命斗争及其牺牲，给予了高度评价。1922年3月，在《〈黄庞流血记〉序》中，李大钊强调指出：“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的敬意！”进而李大钊指出，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实现人民解放，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正是由于李大钊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了牺牲对于实现伟大目标的必然性，因此，他自己在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中，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1924年5月，李大钊面临着被北洋政府通缉逮捕的危险。面对危险，妻子赵纫兰希望李大钊能够求助于曾经的好友白坚武，取消通缉令。对此，李大钊断然拒绝：“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断绝了交往。他为直系军阀效劳，而我站在革命大众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事，何况我与白坚武。”甚至在张作霖逮捕李大钊之前，杨度已经将相关信息传递给了李大钊，但是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依然坚持斗争，没有躲避。直至面对军阀的绞刑架时，李大钊也表现出了为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的牺牲精神。《申报》对于李大钊从容就义曾做如下报道：“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世界日报》称：“就刑时李毫不畏惧。”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李大钊的一生是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而英勇奋斗的一生

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李大钊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一直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1911年，李大钊就参与辛亥滦州起义的相关策动、宣传等革命活动。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立刻奋起反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图谋，号召国民起来自救。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袁世凯帝制运动公开化。随后，李大钊就积极投入到反袁斗争之中。9月1日，留日学生与侨商在东京集会，通过声讨筹安会宣言。大约即在此以后，李大钊与林伯渠等在留日学生中开始了组织反袁的神州学会活动。神州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留日学生在新形势下的反袁联合和革命情绪的新高涨。神州学会不仅是一般的学生爱国社团，而且是革命团体。因为讨袁，李大钊于1916年1月底回国到上海，两周后返回东京。但是，由于讨袁活动，李大钊一段时间里很少去课堂上课，因此，早稻田大学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

党创建后，李大钊一方面领导发展北方党组织，另一方面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如前所述，李大钊不仅领导推动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而且通过对冯玉祥的影响，有效地促进了北方的军事斗争。此外，李大钊还不断推动北方地区的农民运动。在李大钊的坚强领导下，北方数省的农民协会有了很大发展，据他牺牲前一年（1926年）统计，仅察哈尔、热河、山东、山西及直隶五省，就组织农民协会50多个，有会员2万多人。

李大钊还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红枪会、绿枪会、红沙会等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惨杀中国工人和学生，制造了五卅惨案。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下，北方地区各大中城市都先后成立“沪案雪耻会”“工人雪耻会”一类性质的团体，组织民众游行、募捐声援上海工人，北方各阶层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1月28日，李大钊亲自领导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1926年3月，李大钊亲自领导了“三一八”抗议大会。李大钊在请愿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的时候，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形势更趋严峻，但是李大钊依然坚守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北京，继续战斗。

四、李大钊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典范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不仅在创建党的过程中，而且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始终都彰显出了对党忠诚的精神品质。

（一）忠诚于党。对党忠诚表现在李大钊创建党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全过程之中

第一，始终将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党组织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没有着落。此时，李大钊当众宣布每月从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这里，李大钊以奉献的精神表现出了对党的忠诚。党诞生后，李大钊始终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一年冬天，由于他把薪水用于开展革命活动，却没钱买煤，家中寒如冰窖，有的同志提出是否拿出一些党的经费买煤，他坚决不同意，严肃地说：“党费怎能乱用！”1926年，张作霖逮捕李大钊前夕，同志朋友以及夫人赵纫兰都曾劝说李大钊离开北京，但是李大钊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前，明确对赵纫兰说道：“我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

第二，坚决贯彻党的决策。党诞生后，李大钊表现出坚决贯彻党的决策的精神。罗章龙回忆李大钊说：“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确立了与民主党派联合共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式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党的二大虽然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两党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但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就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发生了严重分歧。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转机。经过李大钊的深刻分析和耐心说服，与会者经过进一步协商，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提出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此后，李大钊作为国共两党北方的领导人，忠诚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致力于国共合作并积极以统一战线组织推动革命斗争。

第三，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的利益。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入狱。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的主要目的是从旧俄国兵营中搜查出中国共产党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的证据，从而为其镇压共产党提供依据。但是从结果看，因李大钊充分准备，以高超技巧应对审讯，从而保守了党的秘密，维护了党的利益，使张作霖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实际上，在被捕之前，李大钊就对可能被捕做了充分准备。其中一个关键措施，就是销毁了有关党的秘密的材料。据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回忆：在被捕前几日，“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甚至在军警抓捕李大钊之际，当时兵营内依然有人在焚烧文件。正因如此，在军警查抄兵营之后，就其所查抄到的文件看，其中并没有太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材料。同时，军警所查抄到的文件中，并未有涉及北方共产党的关键材料，这就使张作霖无法认定中国共产党勾结外部势力。同时，由于军警未能查获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材料，这也决定了北方地区党组织并没有因李大钊等人被捕而进一步遭到破坏。

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受到多次审讯，但是李大钊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特别是在军警试图从李大钊口中套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机密时，李大钊以高超的技巧加以应对，从而保守了党的秘密。事实上，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李大钊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北方共产党领袖。针对军警询问“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李大钊对于自己身份的否定，一方面断绝了军警继续从自己口中获取共产党秘密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张作霖坐实中国共产党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的指控。

（二）心中有民、一切为民。李大钊对人民群众充满着感情，其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第一，李大钊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1919年2月，李大钊撰文表达了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关切，对农民的解放给予了深刻论述。李大钊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3月9日，李大钊撰文表达了对唐山工人的深切关心和同情。李大钊在文中，揭示了唐山煤矿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悲惨的命运：“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李大钊指出，唐山“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第二，李大钊始终为人民而奋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李大钊正是用行动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李大钊在狱中明确声明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左派是拥护民众利益之外更兼拥护工农利益”。同时，李大钊明确说明了自己所有活动的目的：“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甚至在被捕后，面临被杀害的危险时，李大钊依然挂念与他同时被捕的青年学生，为避免他们牺牲而尽力，“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虽然收入颇丰，但是他并没有将收入用在自己的物质生活上。相反，他自己过着简易生活，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要么用于党的活动经费，要么用来资助学生。李大钊之所以过简易生活，一方面是他对于物质生活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更是源自于他对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追求。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当前我们的责任，是立志改造旧中国，拯救苦难同胞出苦海，等全民都有饭吃了，改善生活也不算迟。”

综上所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不断弘扬这一精神，从而在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红色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作者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主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