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李焱：为青春叙诗
写作长篇小说《青春如歌》过程中，文艺八路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他们向战而行，为战而歌，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用一腔热血诠释了对中华民族的赤诚热爱和责任担当。我被他们的故事所感染，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创作的。
我生长在唐山，对红色文化有着浓厚情结。抗战时期，我舅姥爷丁振军，任冀热边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区队政委，1944年在丰润杨家铺壮烈牺牲。很小的时候，常常听姥姥讲她弟弟的故事，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崇尚八路军、崇尚革命先烈的种子。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我一直关注抗战题材，新闻稿多次被新华社等媒体采用。六年前，在与冀东烈士纪念馆原馆长助理刘力勤大姐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冀东尖兵剧社的故事。我和她一道，时而为文艺八路对敌斗争的胜利兴高采烈，时而为烈士牺牲在黎明前唏嘘不已……阅读相关文献，我注意到当年晋察冀边区活跃着三千文艺八路，他们在战胜敌人、启发民智、战胜愚昧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人日后成为共和国文艺的中坚力量。使命感、责任感让我萌生创作冲动，决定用小说讲述文艺八路的故事。我的创作选题得到市委宣传部和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
我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重点研读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日记，烈士的传记，自费购买了200多种书籍史料，其中不乏稀缺的扫描及影印的文献资料，并整理出晋察冀边区（包括冀东）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文艺活动，列出大事记详表。同时，我沿着文艺八路的足迹，到阜平、平山和冀东革命老区采风，采访健在的老八路及后人，特别是与管桦之子鲍河阳、鲍洪阳，黄河之子黄贝、黄天烈士的外孙柳伟群等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走到、听到、看到，我搜集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青春如歌》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主人公黎明的原型之一是牺牲在冀东的黄天烈士。黄天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43年调冀察热辽军区任尖兵剧社社长，1945年7月4日牺牲在遵化杨家峪。另外，黎明到冀东生活、战斗的经历，参考了尖兵剧社成员刘大为、王维汉、管桦等人故事。女一号三丫头（柳青）的故事，部分取材于表演艺术家田华，她1940年参加八路军抗敌剧社，年仅12岁。三丫头戏班子生活则取材于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另一位女主角肖竹，综合了进步文艺青年和文艺八路形象，有抗敌剧社女烈士方璧、“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陆璀等人的影子，牺牲经过参考尖兵剧社音乐队长今歌烈士的故事。今歌和黄天同日在杨家峪战斗中牺牲。
我多次与抗战学者、专家交流沟通，确保尊重史实、主题正确。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将故事聚焦到一个人、一支文艺小分队。作为第一部将晋察冀“文艺八路”作为主角讴歌的文学作品，我一直在摸索，如何讲好他们的故事，将重大史实艺术性地加以呈现。写作上，我偏爱现实主义手法，全知视角，反感炫技和太有小说味道。而写剧本的历练，让我时时刻刻把受众放在前面，用他们更容易接受的写法，讲述我要讲的故事，平实中见张力。我偏爱“硬度”叙事，追求辽阔和完整，虽然部分文字略显粗粝，有新闻体，但我觉得这与抗战题材毫无违和感。
写抗战的小说汗牛充栋，不乏传奇故事和畅销书。这中间，我最欣赏老舍的《四世同堂》，欣赏那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风格，那种“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深刻。老舍承接十九世纪写实传统，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沦陷区的人们为什么要“偷生”，为什么要“活下去”，为什么有人沉沦成了汉奸，而有些人抗争成了志士？这也就有了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在写作《青春如歌》中，我也试图将人性放置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加以观照。十四年抗战，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页，山河破碎，刻骨之痛，有苦难，有抗争，有流血，有胜利。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小说也会变得轻飘和轻浮。
我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情、人性。围绕小说的男主黎明，我设计了四个各有特点的女性：柳青，代表了善良与纯真；肖竹，代表了知性与信仰；洪樱桃，代表了任性与觉醒；李小婉，代表自我与爱情。四个女性形成人格需求上的层次、差异和互补，最终来协助主人公完成主题的阐释，也使黎明有了人物成长弧线——由小情小调的文艺青年，变身为向战而歌、勇敢无畏的文艺八路。遗憾的是，最后因“儿女情长”删改了李小婉追黎明被拒的情节，变成单纯的同志情谊。
党报记者职业特点，使得我钟情于主旋律，总是希望作品更深刻，更有力量，也更有价值。抗战题材一度不被市场看好，六年时间，各种干扰，身心交瘁，我数次几近放弃。在最艰难的时候，刘力勤大姐和研究冀东抗战的王建忠老师，陪我一同走进杨家峪，采访当年护送黄天烈士遗体的老人，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我们走在狭窄的村街上，伫立在盛夏郁郁葱葱的山坳里，体会着当年的枪声炮火，感受着先辈与日伪的浴血厮杀。我们互相鼓劲，一定把文艺八路的故事讲出来，以此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小说聚焦炮火硝烟中朝气蓬勃的文艺青年，他们的情感与成长以及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时尚，也倾注了我对他们的热爱。在冀东烈士陵园，面对黄天烈士英俊的遗像，我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在驱使着富家子弟，名校毕业生投身抗战，把一腔热血洒在冀东陌生的土地上？我把这种追问凝聚在字里行间，我寻找着答案，也把问题交给读者。
作者简介
李焱，主任记者、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平安扣》《唐城兄弟》、纪实文学《新唐山 三十而立》、新闻专著《播火集》、40集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电影《战蝗》、文旅微短剧《寻爱唐山》等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等奖项。
书评节选
王家惠：烽火中青春的壮歌
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长期以来似乎已经形成套路，无非是战火，流血，牺牲而已，这种套路的出现与它所表现的题材有直接的关系。而李焱的这部小说写了一群文艺八路，写这些人如何以文艺为武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搏斗，展现了另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抗日战场。仅就这个取材角度来说，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极大的可读性，它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使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接近那一场战争，了解那一场战争。文化上的战争是民族之间最具根本性的战争。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较之一般作品更高一筹。
在小说中，李焱描写了北平、唐山、保定等大中城市，更描写了晋察冀边区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在她的笔下，特殊年代的抗日根据地，急管繁弦，雨雾风雪，因而更有历史厚重感。如何真实地反映冀东抗战独特的艰苦性，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小说做了尝试和探索，仅用打日伪宣传车、遭遇北特警、深入“人圈”、唱对台戏等几个事件，就逼真地再现了冀东文艺八路的出奇制胜，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而小说中出现的文艺青年、革命战士、农民、大学教授、资本家、汉奸和日本侵略者，也大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小说成功塑造了黎明这个鲜明的艺术形象，他历经战火淬炼，从一名文艺青年成为合格的文艺八路。但要从根本上放下艺术至上，自觉实践革命文艺的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为此屡受磨难，挺过失去战友、爱人牺牲、儿子失踪一系列打击后，最后一击几乎将他摧毁。负伤脸上留疤，让他顿觉艺术生命终止、万念俱灰。作者写他告别舞台，回避爱情，在“生存还是死亡”中熬煎。但最终他战胜心魔，彻底放下“自我”，创作出话剧《老社长》，在舞台上涅槃重生成为人民艺术家。这是最出彩的一笔，也是全书的点睛之处。李焱的作品告诉我们，抗战题材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永远铭记那一段伟大民族抗争的光辉历史，是当今每一位作家都须有的担当与使命。
张秀山：职业底色与文学表达
人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的开始”，李焱亦如此。在她的小说中时时显露出记者职业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必须立足事实，但作家需要虚构，需要想象力。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非水火不容。李焱在这方面做了积极尝试，她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将小说写得风生水起，摇曳多姿。以冀东抗战为例，八路对日伪作战、尖兵剧社活动、杨家峪遭袭、日本无条件投降、冀东我军挺进东北等，在小说中都有生动的表现，而且是“贴”着人物来写的，事件与人物浑然一体。对家乡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等，她更是了如指掌。小说中生活化的场景，诸如街景，饭庄，煤矿，纱厂，剧院……让人如临其境，民国老唐山的氛围跃然纸上。
李焱把写人放在首位，力求深刻。如正反人物黎明与洪树才互为镜像，两人分别代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道路：前者经历“艺术至上→为兵服务→敌后战斗”的升华，后者完成“留学生→汉奸→战争机器”的异化。铃木一郎作为第三方势力，将这种对抗延伸至文化殖民维度。肖竹对黎明的政治救赎（引入革命），老社长对黎明的艺术救赎（转化形式），吴森和三丫头对黎明的生命救赎（战场支撑），三重救赎关系的辩证，又增加了小说的看头和思辨性。小说的深刻还在于，李焱不是单纯写青春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是置于国破家亡的背景下；作品不仅展现青春的热血、激情与梦想，也揭示了其背后的迷茫、孤独与挣扎。青春并非单一的美好，而是充满成长阵痛的蜕变过程，读之让人为之触动，感慨不已。
由李焱的长篇新作，可以看出新闻采写对小说创作的加分，而文学实践也反哺新闻写作，让她思索如何摆脱“宣传味”。我想到，新闻和文学，两者相得益彰，李焱从中深深受益。她不满足，不懈怠，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生活给了她一颗总能被生活之火点燃的心，因而佳作频频。
刘凤贵：如琢如磨亦如歌
《青春如歌》给了我很多感动、感触。把人物故事融入时代大背景，让个人轨迹与时代列车狠狠地迎面相撞，从而引发撼动人心、令人唏嘘的故事，就是文学的力量。尽管我以旁观者的视角看明白了故事主线、作者用意，但还是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命运深深打动了。从《平安扣》的唐山地震大背景，到《青春如歌》的抗战大主题，李焱敢于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自我。她的精进，可敬可赞，更让我们有了更高的期许。
我一向最厌烦脸谱化的人物和程式化的表达。丰满的人物经历、多元的人物性格，才是文学创作的意义。最初的黎振声也就是后来的黎明，是作品的主人公、男一号，他出身大富之家，身上有公子哥的狂气、小资的情调，不谙世间疾苦，参加革命的初衷也是为了寻找肖竹，但一次次现实的考验、一次次流血牺牲的经历，终于让他放下了儿女情长，走出“小我”、收获大爱；张晗，曾经的“校霸”，跟着黎明去八路军剧社，起初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洪樱桃，时不时耍耍大小姐脾气，眼中除了爱情再无他物；还有柳青，脾气倔强，曾经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三丫头”……当然还有洪树才，这个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他对王一诺的忠贞爱意，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一丝丝人性之光。不同的家世、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经历，当然会成就不同的性格；但他们经过时代熔炉淬火之后，有的人走到了时代反面，因而没落了；而有的人，在经烈火历练之后涅槃重生、走向光明，就如黎明、肖竹等人，他们的“天生反骨”变成了对革命对事业的铮铮铁骨；就如洪樱桃，曾经对爱情的忠贞无二，演变成了保护革命后代的无怨无悔……丰富的故事、多元的性格，让人物更立体；或多或少的缺憾，让人物更真实。这种缜密的设计和细腻的表达，好像是在绘制一幅灵动鲜活的工笔画，让每个人物因此栩栩如生。
通读整部作品，我们看到了清晰分明的叙事结构、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也读懂了一个道理：岁月长河，每个人的青春，因为与时代、与正义同频共振，才会更绚丽；每个人的故事，因为与国家、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才会更动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部“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文艺工作者放歌新时代、弘扬正能量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刘力勤：于烽火中听见那不朽的青春之歌
我与李焱的缘分，源于尖兵剧社。这支活跃在冀热辽前线的文艺队伍，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那些日子，我们常常对着史料促膝长谈。那些带着硝烟味的细节——黄天如何用活报剧揭穿敌伪阴谋，今歌怎样在油灯下写就冀东第一部抗战歌剧，剧社成员如何背着乐器在枪林弹雨中行军——都成了我们反复咀嚼的素材。我们为文艺八路战胜日伪宣传而高兴，又为烈士们牺牲在黎明前夜潸然泪下。
李焱是个有心人，为还原尖兵剧社1943年以“二〇三部队”为代号成立的细节，曾三赴迁西西水峪村寻访旧址；为了写好百团大战中用《松花江上》唱降伪军的场景，她查遍了相关资料。掌握的素材在她笔下化作了有血有肉的情节：黎明初到剧社时的不适和隔膜，恰是老战士们回忆中“知识分子下乡第一课”的再现；黎明等深入“人圈”体验生活，把衣服、粮食留给百姓的细节，正源于战友的回忆。她以文学的笔触让历史“呼吸”，保留了对真实的敬畏——小说中前哨剧社制定适合冀东恶劣环境的规章制度，学习游击战术等细节，与我掌握的尖兵剧社史料完全吻合。这种在真实与艺术间的精准拿捏，让作品跳出了记录的范畴，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从《青春如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烽火中的文艺战歌，更是一位写作者对历史的虔诚。当黎明最终战胜自我，以老社长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我仿佛看见黄天、今歌的身影在文字里重生。我忽然懂得，李焱的创作何尝不是另一种纪念——她用六年光阴，让那些在杨家峪战斗中倒下的战士，重新站起来，在文字里永远年轻。
王建忠：历史的叩问与文学的应答
我研究冀东抗战史多年，对李焱涉足这样一个陌生领域，将文艺八路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开始是有一些担心和疑虑的。六年的时间，这些担心和疑虑最终被李焱的作品所消解。她以一个记者的较真和执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晋察冀文艺、冀东抗战方面的行家。为了解决一个疑问，了解一个场景，亲自翻山越岭到现场踏勘，不厌其烦地刨根问底，这些为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冀东抗战的残酷性塑造了独特的文艺形态，在黄天撰写的《战斗的一年》遗作中记载：在日军“三光政策”最猖獗的1943年，尖兵剧社一年行军3600多里。而且他们学会了在战斗中工作——行军中背诵剧本，躲敌情在山沟里排戏，背着背包学歌，因隐蔽不能大声唱歌，就关在房子里小声唱。一年中，他们创下了83次演出和105次演奏的记录，观众达13万多人。马背上的文艺催生出“刺刀尖上的诗篇”，这些在《青春如歌》中都有生动体现。当我读到主人公黎明从“做中国易卜生”到党的文艺战士的转变时，我在文字里看见了当年文艺八路生动的形象和鲜活的灵魂。虽然冀东文艺抗战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但却是最精彩的、最扣人心弦的高潮部分。
为创作这部小说，李焱先后十余次大幅改稿，推倒重来，光发给我的故事大纲就有一大摞。六年的时间，从剧本到小说，可以说经历了数度磨难。如果换成别的作家，也许早就放弃了，但李焱从不气馁，最终结出硕果——《青春如歌》出版发行，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为她的成功而感欣慰。
杜光：赓续抗战精神，凝聚民族力量
以长篇小说形式全景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战文艺发展过程，为文艺八路树碑立传，《青春如歌》是开篇之作。与其他抗战题材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描写的不是金戈铁马、杀敌立功的疆场，也不是悬疑惊悚、引人入胜的谍战，而是一队吹拉弹唱、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文艺八路。
在小说结构布局上，作者采取了主次分明、明暗交叉、有实有虚、时合时分的叙事构架。直接让敌我双方“唱对台戏”，两军对垒，楚汉相争，你来我往，争取民众，从而形成主题骨架。同时又根据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需要，将黎、洪两家的恩怨，黎明与肖竹的爱情，吴森与英子满门英烈等几条暗线经纬其中。整部作品既脉络清晰，又多姿多彩，丰富饱满。
小说围绕黎明在抗战中的觉醒和成长层层展开，塑造了一组军民抗战的群体形象。人物虽然职位高低、能力大小、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自觉和牺牲精神。李焱掌握了大量“硬核”素材，并以此作支撑，将故事的展开、人物的刻画牢牢订在历史真实的背板上。因此处处见史笔，真正做到“大事不虚”，逻辑自洽。
若谷：倾听历史的回响
李焱虽然写的是小说，但却是用写实的笔法来写的。唐山、北平、晋察冀，日本鬼子、国共两党、民众乡绅、实业老板，各有特色，大相径庭，做到了彼此照应，前后呼应。一些重大事件在她的笔下，或写意，或工笔，再现和复刻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瞬间，千回百转，跌宕起伏。
以热血青年的觉醒、进步、成长为切入点，用独特的视角，以小人物透视大世界，以小窗口折射当年抗日战争的遍地烽烟，从而描绘出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革命热潮。这种以局部看整体、以细节博大局的写法，是一种尝试和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李焱选择了以进步青年、文艺八路为主体，以抗日战争为主线，主线之下又有多条副线贯穿始终，环环紧扣，不散不乱，一波三折，荡气回肠。整部作品朴素平实，没有追求华丽的辞藻，更没有刻意的修饰。一段段的文字，宛如一帧帧的画面，串联起来就是一幅动感的画卷。既有悲剧的氛围，又有喜剧的热烈。在一些情节的处理上，静时如老者面对，促膝长谈，娓娓道来；动时如风扫落叶，穿林越嶂，簌簌有声。在关键处，画龙点睛，留给人们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场景的切换，人物的对白，背景的设计，故事的延展，都从容不迫，宛如舞台上演的精彩大戏。我想，这得益于作者创作影视剧的历练。
一路回望，从北平到冀西，从延安到冀东，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如火如荼，英雄辈出。战马长嘶，红旗猎猎，时空转换，烽火连天，一部完美的大戏就这样跃然纸上。
贾敬苹：血色琴弦上的青春交响
《青春如歌》以如椽巨笔，将我们带回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描绘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青年在战火硝烟中，以笔为枪，以歌为号，以舞台为战场，在民族存亡之际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青春交响。小说以宏大的叙事框架和细腻的情感笔触，生动刻画了黎明、柳青、肖竹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清晰传递出一个核心信念：在民族危亡之际，文艺绝非风花雪月的点缀，而是最锐利的武器、最嘹亮的号角、最坚韧的纽带，足以点燃人心、凝聚斗志、刺破黑暗。
小说最动人的笔触，在于其对“战火青春”双重特质的精妙刻画。这群文艺青年与普通人一样，有对理想的炽热追求，有对爱情的朦胧悸动，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但在残酷的战争背景前，他们以艺术为铠甲，将青春的热力与生命的韧性迸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这束光芒照亮了民族前行的暗夜。尤为珍贵的是，小说并未将文艺八路塑造成符号化的英雄。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深入描绘了他们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创作遭遇瓶颈时的迷茫与挣扎，战友牺牲时的悲痛与愤慨，抗战与个人情感间的取舍与纠结。正是这些充满人性温度的细节，让他们的“向战而行”显得更为真实、更为悲壮。《青春如歌》不仅是一部向抗战文艺工作者致敬的作品，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在逆境中追寻光明的青春生命的颂歌。
韩立军：血色年代的人生抉择
山河破碎，战争阴云笼罩全中国。《青春如歌》的故事，便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连天炮火中，何来如歌的旋律？可那血肉在泥泞中的挣扎，战士在铁蹄下的抗争，未尝不是一曲人生壮歌。小说如实地刻画了一名文艺青年成长为文艺战士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引路人——荡寇剧社老社长弥留之际的剖白心迹：“对党的信仰，是高于个人生命的……啥叫‘到底’？这‘底’啊，就是棺材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话语，朴素得如同脚下被血染红的泥土，重若千钧。“棺材底”的比喻，毫无修饰，却比任何华丽辞藻更能度量信仰的深度与悲怆。从黎振声到黎明，从文艺青年到革命者，都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更像荆棘与泥沼中蜿蜒前行的血路。每一次选择都如同凤凰涅槃，更伴随着切肤之痛。
赵以松：战火淬炼中的理想与担当
《青春如歌》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文艺八路作为故事的主角，展现了艺术如何被战争重塑，以及革命者又是如何将艺术作为武器和信仰的。首先是文艺方向的转变。文艺八路向战而行、为战而歌，将自己的才华投入到抗战文艺中去。其次是内容的聚焦。“以艺参战”，不仅是创作方向的变化，更是一种深刻的人生价值重估——个体的生命意义在于为民族解放和驱逐外寇贡献力量。第三是精神的成长，展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在血与火淬炼下的力量。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异化性，在探讨理想与现实、青春与战火的同时，提升了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宋骏：一个青年演员的致敬
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中戏发端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小说中文艺八路精神同根同源。小说的主人公黎明从北平大学生到八路军剧社领导人的转变轨迹，揭示了文艺工作者在革命熔炉中的精神重构。这种转变在当代青年艺术工作者中形成强烈共振。我们常说，作品要有力量，文艺八路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他们的每一首歌，每一部剧，本身就是击穿黑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