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书桌前，发呆之后，眼睛又落在了《中篇小说选刊》，1990年第3期航鹰的《老喜丧》上。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遵化城阁上报刊亭购买的，她经年累月地守在书橱中。长久的陪伴，令她容颜变老，字迹渐渐模糊。

航鹰写过许多优秀作品，1978年引起轰动的话剧《婚礼》的编剧就是她。小说《金鹿儿》《明姑娘》获全国优秀奖。尤其是改编的同名电影《明姑娘》的上映，更是令航鹰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三十多年前，读《老喜丧》就深深被吸引，里面的人和事，尤其丧事的仪式、程序及讲究更是令人称奇，令人难忘。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作者原来对农村的习俗一窍不通，毫无了解。

读了航鹰的创作谈《啼笑皆非老喜丧》，才了解了作者的创作过程。那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从不知道到深知，进而以文学手法展示给读者的过程。

下面是航鹰的创作谈的摘抄：

“1987年夏天，一位司机朋友来我家聊天，谈起他送公司经理回老家，参加经理之母的‘老喜丧’见到的种种场面。这些听上去荒诞可笑的现象，包孕着沉甸甸的内涵，老喜丧，悲乎？喜乎？生与死，新与老，现世的贫困与来世的幻想……我意识到遇见了一个难得的好题材，激动起来了。

我不懂这方面的民俗，一时无法动笔，于是东奔西走做了北方婚丧习俗的专题调查，民俗知识记满了笔记本。这些事对我来说太新鲜了，‘孝子头’‘报庙’‘福寿碗’‘过冥寿’‘抢财土’‘万五儿’等等，堪称挖掘民族文化心理的富矿。凭着一股创作冲动，我像吞了兴奋剂似的在稿纸跑道上疾驰，于1987年冬写出了第一稿。写出来一看自己却不满意，明显的不足是成了殡仪民俗大展览。通篇以‘老喜丧’的过程为叙述角度，势必造成民俗淹没了人物，淹没了总体立意。我想，对花了这么多功夫收集来的好素材应该慎重，只请了几个朋友看过，听听客观反映后就把初稿放入写字台柜门最下层了，一放就是两年。

在二稿动笔之前，我请了两位文友就‘民俗淹没人物’问题作了探讨，终于找到了改换叙述人称，顺着人物心理去写事件的路子。虽然我对现代小说技法中多视角多人称的叙述方法不太熟悉，但靠着话剧编剧出身以写台词见长的看家本领，为每个主要人物的语言特点作了设计，力求符合其身份、年龄、文化教养、性格特征。各种人物的语言反差很大，加上必要的第三人称宏观刻画，读起来虽然有些‘跳’，却能使艺术空间立体起来，比起初稿的第三人称作者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强多了。

总体立意，我紧紧地把握住‘生与死’‘新与老’‘现世与来世’的关系为主线，从中揭示中国人内心的深层文化结构，围绕‘老喜丧’这一事件表现了当前各种文化现象和各种人物的文化心态，他们之间的冲撞与混合，不相容与互存。‘喜’与‘丧’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老’字却能把它们变成一回事。”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阅读小说《老喜丧》，又一次看航鹰的创作谈，除了亲切之外，更让人佩服作家敢于挑战的勇气。于世间的广阔与浩瀚而言，人生经历之河不过涓涓细流，写作中了解和熟悉的东西终会枯竭，只有不断开拓，向所不知的领域迈进，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源，才会写出冒着热气的，活生生的社会层面，活生生的生活画面。生活，对于作家而言，永远在于探索，在于求知，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讲，同样尤为重要——生活是创作源泉，血液般地供养着写作者。

《老喜丧》的创作过程还启发人们，征求文友或朋友意见，倾听内行、外行的声音，是成就作品的有效途径，作家们屡试不爽。

书不在新旧，总会读出新意。疫情中，备足了一日三餐之需，书也就成了精神营养。

《老喜丧》里表现出的生生死死，如今亦然，该来的人一茬一茬来了，又送了一茬一茬要走的人。送葬方式、讲究且有变化，但不变的是活着的人对逝者的敬重与感恩，是对他们人生的见证与诀别。

几十年前读《老喜丧》，更多的是关注丧事的过程与讲究和各种仪式，如今读《老喜丧》，除了欣赏作家精致的写作精神之外，更多的是对生与死的感悟。耳顺之年，经历了生活中许多生与死，悲喜冲淡了人生四季。生死的必然，生活中的许多偶然，构成了人世间的去留与多姿多彩。人，不论长幼，均各自负有使命，各有担当，而来与去，却终究不归自己把握。认认真真为老人送丧，送他们去另一个世界，实现永恒；欢欢喜喜地迎接子孙降生，为他们来到人世间祝福，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历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