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同学同庚，高中三年同学，大学四年同校，报社五年同事，又于2006年同年退休。无论从何种意义考量，我们过从甚密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由于性格迥异，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我们真正的交往屈指可数。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唐山一中求学期间，我就听说，刘同学的父亲时任市里领导。不过，由于门户之见，加上我们俩虽然同届，却并不同班，所以彼此并无交集。忘了一个什么场合，我们仅远远地看过一眼，只见他身着一件普通的黑棉袄，双手对插在衣袖中，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并无二致。直至1964年，包括他在内，我们9名同学一起考入军校后，相约一道去看望母校到我们军校所在城市参赛的老师和运动员，才第一次获知他的真实姓名。不过，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几乎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

岁月匆匆而过，大约是1973年左右，我才偶然得知，刘同学和我一样，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相继离开部队复员回乡，我分配到陶瓷厂当泥瓦工，而他去了轧钢厂当了一名炉前工。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那天，在大街上我们意外邂逅，只见他头戴栽绒帽，两个帽耳一上一下随着寒风忽闪，劳动布工作服上满是油污，足蹬炼钢工人特用的那种防烫皮鞋。不用解释，同为天涯沦落人，又殊途同归，彼此内心的惆怅自然不言而喻，也正是这次巧遇，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的倾心长谈，并使我有机会走进了他的家门。

在当年新市区一片平房群中，我平生首次窥见一位三十年代即参加革命的一位市领导的家！在前后两间平房中，他母亲和小妹住一间，而刘同学和弟弟们合住一室，几张单人床摇摇欲坠，簇拥着一个烟囱东倒西歪的铁炉，盛满煤炭和木柴的大筐置于炉旁。我环顾四周，并无其它家具，角落里随意堆放着杂乱的书籍，只有厚重的《英汉大辞典》格外瞩目。我暗自思忖，在这种境况下，刘同学居然还有心思苦读那些枯燥乏味的英语书籍？此时，其父正在柏各庄农场接受审查和劳改，其母闻听我们的关系后，马上开门见山托付给我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刘同学老大不小了，快帮他找个对象成个家。

见此家境，我禁不住眼圈儿都红了。回家后，我便马上紧锣密鼓地四处张罗。同事王老师比我还积极热情，很快便在铁路宣传队物色了一名夏姓姑娘。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夏姑娘道出了那个年代极为少见的择偶观：“他爸犯了多大错误，我也不介意！”闻听此言，我自然欣喜异常，信心满满，迅速跑到轧钢厂同刘同学商讨相亲事宜。临别，我还特意嘱咐他届时一定搞搞卫生，换换衣服，以示尊重。他一如既往地含笑不语。

相亲就安排在王老师家里。夏姑娘本来就天生丽质、能歌善舞，那天，还特意身着一款墨绿色的外套，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万万没有料到，刘同学不仅未作任何修饰，反而骑了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旧自行车。相亲过程中，相亲者之间没有一次对话，倒是我们局外人没话找话，喋喋不休。事后夏姑娘主动笑呵呵地告诉介绍人，人真不错，就是不爱讲话。我们巧舌如簧，极力搓合，最终却得到刘同学一句放弃的回应：“这么好的姑娘，我不愿拖累她。”

我至今不解，在爱情也被打上时代烙印的年代，究竟是他心已死，还是她发生了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同学的父亲官复原职，但刘同学的人生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他后来通过落实政策调入的某研究所很快面临破产，恰恰此时报社印刷厂淘汰“铅与火”进入激光照排时代，急需懂微机的专业人员，这样，刘同学才跌跌撞撞地找到了又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当上了名为工程师实为修理工的“蓝领”。时隔多年，老同学同处一个单位自然十分高兴，他时而会敲开我的办公室，彼此默默地相对而坐，有时长达数十分钟，我不开言他是断然没有话的。倒是同事常常给我带来意外惊喜：“你这个老同学真厉害，微机的事没有他不懂的！”我对微机一窍不通，只能一笑了之。一次，我委托一位记者同他一起去某证券公司咨询，那位记者返回后一脸惊诧：“他们都是用英语交谈，我一句没听懂。”

我为老同学做媒一无所获，但对他的矜持与学识，我发自心底地充满敬佩。转瞬又有二十几个年头未曾晤面了，我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直至今春同其胞妹有幸相聚，方知这些年来他除了有时到美国同孩子短暂相聚外，余生时间仍终日蜗居在一个一间七五的老屋里，过着深居简出以书为伴的清苦日子。

刘同学寒窗苦读，阅人无数，在不少官二代倚权而骄的当下，他无疑是个不随波逐流的“另类”。迟暮之年，我回忆老同学的经年往事，本来可以直呼其名直抒胸臆，思前想后，还是不要逾越其一贯低调做人的规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