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滦河西岸的小贾庄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小学还是五年制。

我所在的小村，是唐山东部一个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村落，据说曾是商周遗址。处于懵懂的岁月，我还不清楚“商周”这个概念，只觉得其时间之长，长过村东缓缓流淌的北不见头、南不见尾的溯河水。

一间教室，几套桌凳，一块黑板，一个板擦，几根粉笔，就是我们全部的教育教学设施。教室墙体是土坯的，墙皮斑驳，似老迈之人脸上赫然裸露的老年斑。桌凳都是长条的，一套供三个同学使用。桌面漆黑，间有窟窿。凳子是马凳样式，两端有腿儿，常常被我们晃悠得木楔松动。有时就夹了屁股，痛得我们龇牙咧嘴。所以，坐在上面的三个人，总是挤呀挤，都不想坐到楔子处，挤得厉害了，两个人合伙就把另一个人挤到地上，有时便把马凳挤翻。但我们并不急眼，也很少哭，更不会找老师告状。当然，这都是课下的事。课上，我们会规规矩矩地倒背着手，跟着老师读课文，或低头算算术。搞小动作是常有的，但看着老师拿着小棍儿板着面孔走过来，赶紧又规矩起来，否则，那小棍儿会毫不留情地落到捣蛋者的屁股上。

那年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村据唐山百八十里，村里很多房屋也都倒塌了。而我们只有五个班级的小学校，房屋本就似老太太皱皱巴巴的嘴——兜不住风，一经颠簸，坍塌了一地。学校没了，但孩子们还得上学。建学校是需要时日的，我们便被安排到村西“八家子”的土岗子上去上课。

土岗5米左右高，为沙土岗。上面长有许多的杨树和槐树，树木繁茂，林荫浓郁，在炎热的夏季是个难得的清凉之地。树上有许多蝉，“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树间空隙就是我们的“教室”——在一棵大树上钉一颗钉子，把一块涂了墨水的硬纸壳挂在钉子上就是我们的“黑板”。每三人还是合用一张黑黢黢的长桌子和长木凳。老师在前面讲，或在小黑板上写，我们就跟着念或写。朗朗的读书声和知了的鸣叫声合在一起，成为苦难岁月里美妙的音乐。有时，我们会趁老师写板书的时候，彼此做个鬼脸，或者，仰头听着叫声寻蝉的影子。

下课的时光是最愉悦的。土岗西北南三面是差不多的高度，只在东面有一个坡。这个坡，就成了我们的天然滑沙场。起初是男孩子们滑个不停，屁股往高岗上一坐，膝盖弯曲，一拱一拱的，就出溜溜滑下去了。后来，我们女孩子们也被男孩子们推下去，惊叫声、嘲笑声、雀跃声连成一片。最搞笑的，是有人没滑好滚了下去，弄得满头满脸满嘴满身的沙子，样子像个沙猴子。再后来，就有男生故意滚下去逗人发笑。

还有下课追着鸡跑的，把鸡吓得咯咯咯乱叫，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也有用树枝做玩具的，有找蝉皮的，有打弹弓子的，有捉毛毛虫的，有画“丁老头”的，各种玩乐，都沉浸其中。

大约一个月后，我们从土岗上搬到了新搭建的简易土坯教室里上课，老师依旧是一块黑板、三两本书、几支粉笔，学生则是三两本书、一个算术本、一个田字格本、一根铅笔。三年级后，多了一本作文本。

除了学习，我们还要劳动。那时，时兴勤工俭学。打草、捡麦穗、拾花生是每年必有的活动，我们排着队，在老师的带领下，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田间地头，感觉颇兴奋。印象最深的，是给庄稼撒农药。用布袋装好“六六粉”，把布袋口抽紧，拴到一根木棍上，用左手拎着，右手拿一根细棍，顺着田垄，用细棍敲打农药袋，药粉便从布袋中喷出，落到长了蚜虫、肉虫的庄稼上，同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那些虫儿们很快就“死悄悄”了。

做这些活，虽脏、累，但那时的人都很实诚，没有偷懒的。偶有顽皮的，也无怪乎捉只蚂蚱、青蛙之类。队长为了“犒劳”我们，会在劳作的间隙为我们担来两桶“饮料”。那是用井里的凉水，兑入醋和糖精合成的。我们排好队，等轮到自己时，拿起那个破了很多釉面的茶缸子，舀一缸，仰脖咕咚咕咚灌下，又酸又甜，好喝得很。喝完，用手背抹抹嘴，口中发出“啊”的一声，算是回味。这样的糖精水，在当时是我们最高级的“饮料”了。

一晃，匆匆五年。我小学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