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既不属于现代派、先锋派、实验派，却又有着现代性、先锋性、实验性的诗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东篱的诗歌创作在学习、继承与探索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流派的融合，走出了既符合现代诗学美感又贴近生活现实即“在场”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路子。著名作家关仁山的小说创作亦然，只是小说与诗歌创作其艺术表达的手法不同。
著名文学理论家、文艺评论家杨立元教授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刻的理性力量、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当下的话语立场，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和重大社会问题，揭示现实生活中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层次的矛盾冲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本质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并在创作中积极借鉴和汲取其他各种创作方法中的可利用元素，将其有机而深入地渗透到现实主义诗学传统中，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强化、进化、深化和美化了现实主义精神。
就诗歌创作而言，现代主义诗歌上世纪80年代回流中国大陆，影响了中国现代诸派的发展。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介绍了100多位诗人的60多个流派，影响大的包括他们诗群、海上诗群、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等（据《中国现代诗歌简史（曹谁）》）。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诗歌更是派别林立，先后出现了撒娇派、下半身、物主义、垃圾运动、打工诗人、新传统、大诗主义等等，而探索、实践和坚守新现实主义的诗人在云云诗人中却是呈现出凤毛麟角的状态，诗人诗歌远离现实远离大众确实有走入象牙塔之势。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进化”后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愈发弥足珍贵。
打开东篱的第三部诗集《唐山记》，现代主义裹挟着现实主义的灵光闪电般迎面而来，“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刻的理性力量、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当下的话语立场”向当下的诗坛传达着新诗生命的信息。《大钊之死》《杜聿明执着地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准备——写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这个世界会好吗（组诗）》《南湖写意》《一座城市的碑影（组诗）》，平视人间，对话历史，抚摸自然，拷问人性。自此，经过二三十年的冶炼，东篱的诗理性任性，大开大合，真正成为一名走入诗的内核的诗人。
《大钊之死》，诗人打破以往社会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将对伟人的情感封锁在表达的火山口之下，重构理智叙述表象，文字布局使得情感火焰于冷静之下翻腾。“判决突下。他跟刽子手要纸笔，想写遗嘱/被拒。他无言，第一个神色自若地走上绞刑台/他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像某些电影里那样/刽子手说:‘把脖子伸长一点儿。’/他照做了/刽子手第一次把他绞昏，放下来，劝他悔过/他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就又绞他一次，再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他慢慢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如是者三，始绝命/据说，刽子手对别人施刑二十分钟/对他则长达四十分钟之久，只为延长其痛苦/据说，那台绞刑机，是一九一九年从英国进口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马路绝交，警戒极严，如临大敌/这一日，天朗气清，抑或风雨如晦？/无人记述《唐山记》之《大钊之死》”全诗没有激情口号，所有艺术技巧隐退，而全诗又形象分明、意象深邃，有真正的大诗之象。
《这个世界会好吗（组诗）》给每位读者一把钥匙，在阅读这首诗歌的过程中去打开自己的心灵，依据自身的阅历与经验在交互中对诗歌的诗意进行重构，这是心灵互动过程的二次创作，结果是一百个人眼中的一百个哈姆雷特。让我们欣赏这组诗中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二）》：
他们人人手中都攥着一把锉
有的锉我的屁股
有的锉我的舌头
有的锉我的笔
把我锉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要从他们中间走开
唯有遍体鳞伤
我的爱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她以爱情的名义
以铁杵磨成针的耐力
对我不留死角
这首诗经典之笔之象在一个“锉”字，锉与不锉，山就在那里。关键是这个世上的人们对于生活乃至生命之“锉”，不单单是“遍体鳞伤”，还有“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留死角”。这就是锉的“光明”与“黑暗”，“痛苦”与“幸福”，“失落”与“希望”，诗人在生活、生命哲学的背面成熟地在微笑。这样的诗就是“小众”与“大众”、“小诗”与“大诗”的分水岭。跨过这道“分水岭”，诗人进入了诗的内核。
这是一个奇丽、梦幻、多彩的世界，走入诗的内核，诗人感受到了来自诗神给予的思想的自由，灵魂的自由，诗意的自由，任性的自由，播撒文字、生长情感文本的自由，诗人的诗歌生命链接着自然，链接着众生，链接着过去与未来。到诗集《唐山记》，东篱的诗完成了脚踏实地、眼望太阳的境界升华。在《一种诗歌精神的延展与命名——再论“燕赵七子”的诗学意义》中，著名诗人郁葱对东篱评价道：“东篱善于把抽象具体化，然后又将具体提升，进入到另一重的玄思化抽象中；他善于把宏观微观化，从小处小点入手，从身侧和自己的肋骨入手，然而真正试图言说的却是微言背后的‘大义’；他还善于把客观主观化，在《登狼牙山有感》《白羊峪春早》《秋风还乡河》《南湖写意》等一系列貌似‘游记’式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事与物的独特而主观的赋予，他从不止于客观描述，从不止于浅薄诗意的‘点到为止’，而是致力凸显自我的审视和思考……”
成熟，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诗，亦然。当代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徐敬亚评价道：“读东篱的诗，使我想起聂鲁达的开阔与刚健，也想起普希金的忧郁。他的抒情诗，有想象的情绪宽度，有语言的击打强度。最引人共鸣的是其中饱含着的内心忧伤。那是我们整整一个时代破败的心情。我愿意强调地表示，东篱诗歌中有‘赤子之心’般的平民语感。它真切、朴实，像日记般自语和朋友间倾诉，毫无忸怩作态，那是北方大平原的性格。”
徐敬亚先生的评价是深沉的，“那是北方大平原的性格。”
写诗之外，东篱还常常背着他的“大炮”，用二郎神的第三只眼去拍鸟。在诗的国度里，其实东篱也在飞，那双遨游天空的翅膀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
然而，他不是自己在单飞，身后，是凤凰诗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