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滦南县柏各庄村，有曾经清正为官、名扬故里的周氏祖孙三人，他们的业绩，至今仍令人交口称赞。

周慎枢，字樾卿，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纺线织布才得以在本村从师就学。13岁读完“五经”，开笔做文章。有一天，老师把周慎枢叫到身边问道：“为师发现你有治世之才，日后当真做了官，你将如何为政？”慎枢回答说：“如果我真的做了官，当顺民心，行治道。”可惜由于屡试不第，他便随经商的哥哥去了辽左（今辽宁省），在奉天（今沈阳）一个富户蔺家教书。后来，他捐了典史。不久，升任辽左盖州（今辽宁省盖州市）巡检，清光绪元年（1875年），又升任江西同知，到铜鼓县任职。这里地处边远山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所生女婴多被溺死。周慎枢到职后，就把亲自拟好的几篇劝诫溺女婴的文告发到各个城乡，进行大力宣传。由于恶俗沿袭日久，收效甚微。于是，他召集士绅会商，决定在铜鼓城内创办育婴堂。周慎枢带头捐款，绅民纷纷效仿，仅用几个月的时间，便捐足了款项。育婴堂建成之后，周慎枢亲自制定规章制度。那些嫌弃女孩的家庭，可以把孩子送进育婴堂抚养，周慎枢经常去育婴堂巡视。每到年底，由育婴堂将婴儿各种款项开支，刊刻“征信录”送达捐款的人们，使大家明了钱款的去向。对于那些离城远、送女婴不方便的，可由自家抚养，由育婴堂酌情补助。补助的办法是：极贫人家每年周济6个月的钱米；次贫人家每年周济3个月的钱米。女婴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与孩子的感情，也就不忍心抛弃了。如果发现有私溺女婴的，给予严厉惩罚。两年后，虐待女婴的恶习终于杜绝，周慎枢受到百姓的赞扬，朝廷也将他由铜鼓同知升任知府。

周慎枢在铜鼓连续任职16年，深得百姓爱戴，当地人自发地为他修建了生祠。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因年事已高，告老回到柏各庄颐养天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病故，享年82岁。

周憬，原名周文藻，字采臣，系周慎枢长子，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生。周憬自幼勤奋好学，寒暑不辍，善于思考。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出任工部郎中。他任公职之余，潜心研究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此，有人不理解，认为他学的东西与做官无关，他说：“要想国家富强，必须首先提倡新学，否则中国就不能强盛。”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海禁大开，与外国交涉的事情越来越多，国家亟须专门人才。因周憬精通西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提拔为北京典馆提调、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办。他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勤于职守，培养了一批人才，同时也传播了维新思想。不久，他被调往云南，历任临安府、东川府、曲靖府、楚雄府、云南府、开化府知府。他每到一地，见当地风气闭塞，陈俗旧习根深蒂固，青少年求学者甚少，深感痛心，于是便竭力提倡新学。在东川府任上，他见旧的上层人物写八股文章，迷恋科举制度，便决心改变这种旧习俗。他在知府署内创办了中学堂和陆军小学堂，聘请几名品德端正、学业精深的教员任教。他还在从政之余，担任算术、英语、理化、史地等课程的教学。每年办学经费白银达千两，全由他个人资助筹集。他曾对人说：“应该做的事，有钱要做，没钱也要做。”由于他倡办教育业绩显著，许多人背着书箱来东川求学。经考试，唐继尧出类拔萃，周憬亲自保荐他去日本留学。后来，唐继尧有所作为，与周憬的大力扶植是分不开的。在开化府上，周憬遍设学堂，兴修水利，受到民众的爱戴。当时革命潮流震动全国，周憬因施政太新潮而被调回东川，为此他愤然辞职还乡。百姓闻讯，攀辕相送。

1912年，周憬栖身津门。1917年天津发生水灾，周憬目睹，慨叹道：“此非天灾，皆因治河无术。”后来他应水利局聘请，撰述五大河流，提出许多兴利除弊的良策。当时给他报酬，他坚辞不受，并说：“为桑梓服务，非图利也。”

周憬治学严谨，对孩子们要求很严，他常对儿孙说：“读书方能明理，吾不欲与汝等留产业，而欲与汝等遗学问。”在他的教导下，儿孙们皆潜心研究学问，大多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栋梁之材。1920年周憬卒于天津，享年72岁。

周予觉，字尹任，周憬长子、周慎枢嫡孙，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他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新旧学基础扎实，且善于骑射，不满20岁就协助任知府的父亲处理政务。在东川府父亲办的学堂里襄理校务并兼任英语、算术教员。父亲从开化回原籍，他随父北返，入天津北洋讲武堂。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南方革命如火如荼，予觉从北方赴南京，投身革命，任临时总统府秘书。接着被授予陆军步兵中校，继而升任少将，1919年任总统府侍从武官。1925年卒于南京，年仅37岁。生前著有《应用武学问答》一书发行于世。

由于周氏祖孙三人皆为官员，并在任期内悉心理政、潜心为民，给家乡增添了光彩，至今柏各庄的人们提起三人来仍是津津乐道。由于此地在历史上曾由“海阳县”管辖，所以，爷儿三个被后人称为“海阳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