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刚过，山里的电话就来了。三军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一定要我们尽快前去，为他家白薯收获“开镐”。
“开镐”，也算是收获白薯的仪式吧。我们这些远离农事活动多年的人煞有介事地刨了第一镐，几块表皮光滑的紫红色白薯就从镐下露出了土。我们立刻扑上前去，欣喜若狂地把白薯从松软的土里提拉出来。
三军是同学朋友的亲戚，住在山里。我们和他相识只有六年的时间，每年见面一次。和三军交际的方式就是这种农事活动——刨白薯。但是，从“快来啊，等你们呢”的语气中，让人感觉着我们熟稔得却像相识几十年的老友，那感情热络得不亚于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
三军家的白薯，种在山坡地上，干瓤，有着板栗一样的口感，甜味浓郁却不失柔和。那年听说了三军家白薯的特点，我们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去。
三军夫妇比我们小了十岁左右。但是，我在心里暗自比量了一下我们的相貌，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显苍老一些。不过在三军两口子的脸上却始终挂着笑，还不是微笑，而是那种畅快淋漓的笑。听三军媳妇儿介绍，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一个已经研究生毕业。孩子们学习非常刻苦，为的就是想改变父母的命运。不料三军听了这话，反倒结结实实地发了一顿脾气：“老子活得挺好，用你改变命运？”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明白了，三军家的白薯为什么令人垂涎，那是他们用知足种出来的甘甜。
三军家的地很零散，都在山坡上。上山的小路只够一辆农用车单独驶过，能够利用的机械就这一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三军说过一次生产条件差、农活儿累、生活苦这样的话。
沿着种白薯的垄沟刨了没有三米远，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镐把上休息，但是嘴却没有闲着，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了几十年前刨白薯的经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曾有过刨白薯的经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那是捡白薯。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在民间就有阶层之分，划分阶层的标准是根据户口的性质。就拿我们这次一同参与刨白薯的三个同学来说，我长在县城，因为有了非农业户口，算是十足的市民。一个同学是农业户口，却和市民混住在一起，是“城中村”的孩子。另一个同学既是农业户口，又生活在农村，便是彻头彻尾的农家子弟。
那时候我们年龄尚小，体会不到市民和农民的真正区别，只是通过不同人群的回忆，慢慢感觉到，当年我作为市民，每月有赖以果腹的、定量的食物是最大的幸福，尽管那些粮食大部分都不很优质。假如父母还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那便是在天堂生活一般。“城中村”的孩子虽然是农业户口，不能定时定量地供应粮食，但是他们生活在县城，有一些资源可供他们用各种手段来交换，生活相对略有保障。而农家子弟的生活则相对艰难一些，丰产、歉产全凭老天爷赏脸，靠天吃饭就是当年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农民和市民比较起来，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他们能够吃到最新鲜的粮食，他们还有较为充足的烧柴。尽管如此，每个人也都根据不同的户口性质给自己在“鄙视链”上排定了次序，农民的排位靠后（不过我没有这种感觉）。“鄙视链”的次序并不恒定，据“纯农民”同学回忆，每年他们总会有一天站在“鄙视链”的高端，那就是“寒露”后的某天，那天他们刨白薯。
过去，我们这里种白薯的耕地不多，大部分耕地要种小麦、玉米、高粱。白薯是副食，是农民的专有福利。对于我们经常吃高粱米和玉米面的孩子们来说，白薯有着极大的诱惑。可是作为市民的我们却不能轻易得到，那需要用更多的粮食和拥有白薯的农民去交换。
离县城不远，或是县城里就有生产队。刨白薯那天，农民的孩子和农民们像过春节一样喜悦。大人们先用镰刀把白薯秧割断翻到地头的空地上，露出埋着白薯的垄背，然后用镐将埋在土里的白薯刨出来。男人们在前边刨，女人们在后边捡，孩子们在地里活蹦乱跳地狂欢。
这个时候，没有土地的市民们也跟着农民过秋收。不过市民的秋收是在农民把果实从地里收走后，去捡拾一些丢弃的、没有收拾干净的作物果实，或者是庄稼的秸秆儿。这样的秋收，使得他们在农民面前总有一脸的尴尬。
从已经收获的白薯地里捡白薯，是市民收秋时很大的指望。因为白薯埋在土里，谁也收不那么干净，如果捡白薯的一锹挖出来一块大白薯，那种惊喜会不亚于如今中了彩票的大奖。只要听说有哪个生产队在刨白薯，哪块地的地头就会集聚一群捡白薯的市民。不过，在农民们还没有收获完之前，他们不敢随便到地里去，而是呆呆地站在白薯地的外边。土地上虽然没有篱笆和界限，但是他们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稍有靠近，立刻会有农民的子弟指着他们脚下的土地说“远点儿，远点儿”。
捡白薯也叫“翻白薯”，用的工具是镐或锹。来到白薯地旁边的这些市民，男人们一般会把镐或锹戳在自己的前面，镐柄或锹柄上边儿搭着一条面袋儿，那是准备盛白薯的。两只手十指相握搭在镐柄或锹柄头上，下巴垫在两个手的上边。就这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地里的农民们刨白薯、捡白薯、装进筐、搬上车。
为了在市民面前显示自己拥有土地和拥有收获果实的喜悦，刨白薯的农民把割薯秧的镰刀拿过来，挑一块个儿大光滑的白薯，“咔咔”把沾着泥土的白薯皮儿狠狠地削去一层，然后咬一大口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直嚼得两个嘴角往外流着白色的津液，鼓着腮帮子还不时看一眼那群市民，这让圈外的市民们更加垂涎欲滴。其实这些市民和那些农民有的本就相识，可是在那天都变成了陌路。想捡白薯的，似乎有些不甘屈尊自己市民的身份，一般不敢说什么。而那些拥有白薯的，也不把曾经熟识的人们放在眼里，只是自顾自地收白薯、吃白薯。在物质极不丰富的时代，共享就是一种奢望。
直到农民把白薯装进筐、塞进口袋、搬上用不同的动力驱动的运输工具往家运的时候，有大人或者是生产队的负责人就会高喊一声“开圈啦”。“开圈”指的是收完白薯的那块地可以放人进来捡白薯的意思，算是对市民们的恩赐。市民们一窝蜂似的冲进地里，把那些被农民们丢弃的刨成零散小块儿的白薯，不论大小，甚至连小拇指粗细的、没有长成的白薯也都捡拾起来。通过镐刨锹挖，翻出一块像样的白薯，更是十分满足。
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们同学三个都会会心地一笑，早把曾经相互敌视的过去忘到了脑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获得了相当的红利，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他们掌握着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民以食为天，他们就是市民的天。因此，他们与城市里的人交相变换着“鄙视链”的位置，所以，对于觊觎他们白薯的人，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提防，相反倒是张开怀抱迎接着大家，甚至还用略带谄媚的语言引逗着城里人开怀大笑。这样，他们就会有更多数量的白薯，跟随市民进城，市民们则把相应的甚至高于白薯价值的款物交还给他们。于是乎，便有了陌路变成至交的那般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