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让我忍不住拿起来又放下去。拿起来是因为很多商品包装精美，制作精良,让人爱不释手；放下去则是因为同类的物品家里已经储存了不少，再买会成为鸡肋，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常家用的商品竟然如此丰富了呢？这个时间界限在我脑海里不甚分明，但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留给我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居民的物资供应是票证制，购买粮油需要粮本，国家根据性别和所从事的工作供应不同定量的粮食。记得没有工作的成年男子每月供应粮食26斤，没有工作的成年女性每人每月供应粮食24斤。未成年人从出生开始供应粮食，粮本上在该婴儿的名下注明一岁几斤，然后逐年增加，直至十四岁，开始享受成年人的定量。油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半斤，节日还会增加一点儿芝麻油，俗称“香油”。

菜和肉也是凭票证供应的，菜的供应不似粮食那般严格，虽说也规定了数量，但是一般由售货员掌握。比如供应半斤，售货员可以擅自称给7两。

物资匮乏年代的售货员常常摆出一副高端大气的样子，无论相貌如何，一律在顾客面前耷拉成长脸，仿佛顾客不是来菜店买菜，而是来还欠了他们几辈子的债。

那一年，我上小学五年级，个子和姥姥差不多高，姥姥差我代替她去菜店买菜。

姥姥是持家能手，虽然不识字，但是家里几口人，每人每天供应多少菜，她心里有数。因为姥姥一直持有未雨绸缪的生活理念，所以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是把供应的粮食和菜放到月底才买，只有这样，姥姥才会觉得心里踏实。

那天，接近九月底，姥姥把菜本反复看了几遍，根据菜本上标注的购买记录，姥姥确定，我们可以凭本至少买六七斤菜。

“买一斤豆角，一斤青椒，再买几棵葱，你姥爷爱吃茄子，买两个茄子。” 姥姥经过盘算，给我列了一个口头的买菜目录。“还可以买点西红柿，要是买菜的人多，就别要了，别给人家添麻烦。”姥姥说的人家，是指售货员。嘱咐完我，姥姥好像自言自语：“说是买一斤，哪有长得那么正好的青菜呀，哪样一称都得多了。”

按照姥姥的计划，我们本来可以多买几种，但是为了不给售货员找麻烦，买三四样蔬菜，国庆节的餐桌也算丰富了。

我拎着一个麦秸秆编织的篮子，把菜本和几角钱的纸币揣在裤兜里，兴冲冲地往菜店赶。“我一定跟售货员说，要买一斤西红柿，给姥姥一个惊喜。”一路上，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尽管我每次看到售货员就像看见判官一样恐惧，但是，长大的感觉、对新鲜蔬菜的渴望以及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我还是从心底里滋生出了勇敢的梦想。

那时的菜店和现在的超市不一样，现在超市里的商品都居中摆放，亲密地要和逛超市的人们无缝对接。而过去菜店里的蔬菜则被高高在上地安放在靠墙的货柜里，和顾客保持着安全距离。

那时候的菜，顾客是不能随便挑的，谁让人家进了国营的菜店呢。尤其是人多排队的时候，顾客与蔬菜一概不入售货员的法眼。他们拿着一支没有笔帽的圆珠笔，在顾客递过去的菜本上打一个对勾，然后从身后的柜台上拖过一个或几个倒霉的蔬菜，放在秤上一约，这时候买菜的人一般都打开了自己装菜的提篮或布袋，恭顺地说：“放这里，放这里。”

假如菜店人少，也会有些例外。如果哪个顾客斗胆相中了哪一棵蔬菜，且提出要求，售货员会大方地先送你一个白眼，然后，明知你指的是哪棵菜，却一定还用不屑的口气问：“你要哪个？”在这样的形体动作与口头表达之后，才为你拿你所心仪的蔬菜。只是这样的蔬菜吃到嘴里也索然无味了。

虽说那天已经接近“国庆”，因为是月底，菜店生意清淡，门可罗雀。我不知是喜是忧。柜台外没有顾客，我踏进菜店门口后，被两位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朗声大笑的售货员的目光扫过，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一路上生发出的梦想也不翼而飞。

二人没有理睬我的意思。我顺势看了看柜台上的蔬菜，还好，姥姥列出的目录里的蔬菜都有，我鼓起勇气，没有指向地叫了一声“同志”。

一个“同志”走了过来，她脸上长着几颗雀斑，两根下垂的麻花辫子在肩头处又向上绾去，绾成了抓髻的样子。她用一只手的手指剜着另一只手的指甲，不抬眼皮地问：“买啥？”

姥爷爱吃茄子，姥姥特意说的。我先说要两个茄子。她立即转身，走到盛着茄子的柜台前，拉过两只肥硕的茄子，放到秤上：“两毛八。”

我拿着菜本又说，还要一斤豆角、一斤青椒，还要……没等我说完，她从我手里扯过菜本，捡起被丢在一边的圆珠笔，在标注着日期的空格里，划了一个竖道，直到最下边一行。“没有了。”她粗暴地拒绝了我。

“我这菜本上能买六七斤菜呢。”我奓着胆子说了一句。

“这俩茄子5斤多，要不要？”她一定是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不谙世故的傻气，做出一副转身离开的样子。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不知如何应对，又怕连这两只茄子都被没收，只好不甘地拿出三角钱的纸币，装上两只茄子，逃出了菜店。

那一次买菜的经历，给姥姥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失望。我曾经很长时间恨那个带着几点雀斑、梳着两个抓髻的售货员。当然，现在，我早已原谅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