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钊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地域文化精神的完美呈现。大钊精神的形成深受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地域文化精神对大钊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地域文化精神培育和滋养了大钊精神，李大钊精神弘扬和发展了地域文化精神。

一、传统文化的熏陶

乐亭县是文化大县和礼仪之乡，生活在此处的人们有着鲜明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诉求，因而使得这里“文教日兴”“人材蔚起”“民风醇厚”。这种地域文化精神铸就了李大钊深厚的精神底色。李大钊从童蒙时代便开始系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祖父李如珍从小对他进行了很好的启蒙教育。他先“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五经史”，后考入“夷齐故里”永平府中学堂求学，他对先贤伯夷叔齐夷齐“求仁、重义、尚德、崇礼、忠诚、守信”的“夷齐精神”十分敬仰。位于永平府界的碣石山，曾是曹操东征乌桓时的登临之地，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远大志向也鼓舞着李大钊。这就使得李大钊对这些先圣先贤心存敬仰，“悄然有慕古之思”，对他人格精神的形成和道德信仰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永平府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精神使李大钊所学知识的得到激发，使其胸中盈满家国情怀，铸就其“深研政理，振奋国群”的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除此，“关学东来”也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乐亭地域文化精神的底蕴，李大钊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作为座右铭，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修身之根本。正是这种长期积淀和流传下来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为大钊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他存有心忧天下，推崇孝义的仁心德行，“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满腔热情，也使得他形成了比众多文人志士更高一层的精神品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铸就了“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牺牲精神。

二、呔商的影响

李大钊作为呔商的后人，有着深厚家国情怀和恋乡情结，呔商精神滋养了李大钊的童少年时期成长，他们“敢闯、求变、守信、重义”的品性对李大钊成长潜移默化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岳父赵文隆、岳祖父赵良佐都是呔商，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补益，尤其祖父李如珍对他的成长教育更甚。李如珍对李大钊从小就精心培养，将呔商爱国爱家、重义守信、勇于担当、顺势而为的精神通过言传身教、耳提面命，潜移默化地深刻地影响了李大钊人格精神的塑造，使得李大钊从小就养成勤勉节俭、艰苦朴素、朴实忠厚的优良品格，以致他一生都过着素朴简易的生活。他“提倡简易之生活”“以实行简易生活为其第一步”，将自己所得奉献给革命活动，并无私地资助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志，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了少年李大钊关注民生的爱国情怀及奉献社会责任感，培养了他成年以后胸怀天下、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崇高的人生品格，使得呔商精神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到鲜明的体现。

三、戏曲文化的滋养

乐亭县文化繁盛，诞生了乐亭大鼓和乐亭皮影这两个在北方广为流布戏曲剧种，同时，也催生了评剧的萌芽，使乐亭成为“冀东三枝花”的苗圃，成为戏曲文化的一方沃土。这些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地域情味戏曲成为了地域文化精神的载体，被生活在这里人们所喜闻乐见。李大钊从小对家乡戏耳濡目染，情有独钟，对表现英雄侠客、精忠报国的传统剧目耳熟能详，在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对他后来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勇敢地担承起了“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重任，“一往直前”、勇于牺牲的担当精神为“慷慨悲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将燕赵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但学英雄，还创作以英雄为题材的家乡戏。他应邀创作了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故事为题材的皮影影卷《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歌颂这个异国反抗侵略、不畏牺牲的民族英雄，并用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教育家乡人民。李大钊作为新文化的领军人物，对家乡戏不仅密切关注和关心，还积极倡导改良和改革，主张由俗雅结合、服务社会。他一直关注评剧的改革和发展，并应成兆才之邀，欣然题写了“似戏非戏，改良平戏，比戏出奇”，给评剧命名，使之担负起关注现实、“评论社会”的使命。正是“在李大钊的建议下，成兆才很快写出了《杨三姐告状》”。这部现代时装戏首演便引起轰动，随后唱遍了唐山、天津、北平和东北等地。因为此剧“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而久演不衰。

四、英雄精神的感召

自古以来乐亭人“尚义勇”，“县民悲歌慷慨，犹存燕赵遗风”。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的同学蒋卫平就是他身边“尚义勇”“孝义为先”的榜样。1905年，李大钊与蒋卫平相识，二人肝胆相照，成为挚友。他们纵论天下，推心置腹，为民族的前途担忧，为国家的命运着想，他被蒋卫平的爱国爱民热忱、献身事业的精神、行侠仗义的情操所深深地感染和感动。蒋卫平后毅然投笔从戎，去“北塞”戍边，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在蒋卫平为反抗沙俄侵略而牺牲时，他表达了“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的悲伤和要继承烈士遗志“千载胥灵应有恨，不叫胡马渡江来”的心愿。当他看到国力衰败、国势危迫的境况，抒发了自己“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所以人们称他为“燕赵间豪侠之士”。他身边的革命志士，除了他的同学蒋卫平外，还有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的老师白雅雨，李大钊对他十分尊敬。他强烈爱国思想、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强烈地感染和激励着李大钊。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时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白雅雨的谆谆教诲和身体力行对李大钊的成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抑或可以说白雅雨是指引李大钊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人。为了推翻封建统治，白雅雨策动了辛亥滦州秋操的新军起义。滦州起义失败后，白雅雨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不屈、立而不跪，慷慨就义。李大钊对老师的革命气节非常敬仰，他决意要像老师那样“为主义而来，为主义而去”，为“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献身。蒋卫平和白雅雨这些人的英雄行为都深深地影响了李大钊，极大地促进了他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而奋斗精神的形成，把地域文化精神中的济世救民、家国情怀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

五、大自然的陶冶

大钊精神的形成与家乡的自然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家乡的青山秀水的滋养为他的精神气质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提升了他的道德情操和审美境界。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时就从滦县下火车然后坐船顺流南下回故乡大黑坨。他泛舟河上，欣赏着一路风景：“斜阳射在水面”泛出“金色的浅光”“衬着岸上的绿野”。他不禁由衷地赞叹：“景色真是好看”。他十分赞叹滦河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穿山越岭、奔腾到海不复回的精神，认为滦河既是“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也是“新生活创造者”。回到故乡，李大钊见到的是与都市迥然不同景象：“四野麦陇青青，遥望村落，人家烟树，俱于沈寂清净之中，呈出乡间生活之自然趣味。闲尝漫步其间，觉田园之一草一木，鸡犬之一吠一鸣，童叟之一蓑一笠，无不于都市异趣。”故乡生活的“自然趣味”和田园风光使得每天忙于革命事业的李大钊得以精神上慰藉，愈佳激起对故乡的无限怀恋之情。

李大钊家乡的北面是群峰高耸的碣石山，他“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高峰隐峙天际，尤为神往”，后来与碣石、五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去碣石山，在那里与纯洁幽静的草木泉石、奇花异卉为邻为友，尽情觅幽揽胜，山光水色、奇景妙境使他神旷心怡，并写下多篇美趣盎然的诗文。正是这清新壮美“人间奇境”，培养了他的审美心理、陶冶了他的道德情操，形成了“性乐山”的审美性情，使之达到了高尚的审美情趣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完美契合。他在《山峰》中的“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诗句，显现出在白云浩渺中的五峰山坚韧不拔的形象和性格。这是作者诗化的人格的外显，更在山姿云色的描绘中暗示出诗人的革命理想和博大襟怀，同时这也成为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一种象征。正是这家乡这“绝美的风景”“奇险的山川”陶冶了李大钊救国救民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滋养了他不怕牺牲、勇敢担当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李大钊把对家乡山水的挚爱深情化作为内在精神，为大钊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外因作用。这种自然美也就成为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两者妙合的审美境界。

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精神的滋养和培育，给李大钊伟大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李大钊形成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发扬大钊精神，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李大钊当年提出的远大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文学外国语学院 此题为唐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5年度立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