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农村老家还没有缝纫机，衣服全凭手工缝制。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动手为全家人赶制过年的穿戴，母亲称之为“缝年”。

“缝年”的主要内容是赶制全家人过年穿的新衣服、鞋袜。母亲一生养育我们弟兄8人。没有闺女，缝补浆洗这一套家务活，母亲就没有帮手。“缝年”就成了母亲一年中最繁重的家务。冬季昼短夜长，白天，母亲照顾家人的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孩子们这个找、那个叫，还要馇食喂猪，往往刚拿起针线就得放下。所以，母亲“缝年”主要靠夜晚来完成。

“缝年”体现着母亲的智慧。那个年代，过年的“新”衣服并不是现在人们想象中的“里外三新”，而是具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旧衣服穿了一年后，把面拆下，翻过来再用，是“新翻的”，翻过一次的称“翻头槽”，翻过两次的称“翻二槽”，依此类推；掉色严重的罩衣，再放进锅里，用染料染一遍叫“新浆的”；大孩子的衣服拆开，剪去破碎的边缘，做成的衣服给小孩子穿，是“新缩的”；亲戚家援助的衣服则是“新捡的”。每年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盘算，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既能做到物尽其用，又能保证让每个孩子们各得其所。大哥二哥，下地干活，衣服面料讲究结实；三哥四哥，到外村上学，衣服要整洁美观；我们这些小孩子，整天穷耍疯淘，即便有好衣服也穿不出好样子来，所以只能拣“剩落儿”。

“缝年”充满了母亲的艰辛。母亲“缝年”，离不开三件宝——煤油灯、蓝包袱、裂口药。我小时候，煤油还是紧俏商品，按户凭本供应。我记得是每户每个月半斤。在“能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母亲只能将灯捻剪短，灯火像黄豆粒那般大小。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常常一坐就是一个通宵。直到大年三十儿的后半夜，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她老人家还在不停地缝啊连啊。母亲映在土墙上的剪影我们是那么熟悉，那么难忘！蓝包袱是母亲的百宝囊。里面有叠夹着一家人的鞋样子的“百科全书”，有为全家人备用的纽扣，大小不一、色彩斑斓的“零珠碎玉”；有为打补丁、做装饰用的丝条布块；还有备用的针头线脑。 蓝包袱珍藏着母亲的人生，关联着一家人的希望。最让人痛心不已的是裂口药。由于反复地接触水、碱性洗涤剂，母亲每年冬季手指都裂口子。在做针线活时，是大拇指和食指的顶部裂开的口子，随着手指的运动而一张一合，钻心地疼。对付裂口，母亲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裂口药。裂口药呈小棒状，长如小指，粗若筷子。将其在灯火上烤，再将熔化的粘糊状物滴落在裂口处。随着“滋”的一声响，滚烫的药滴落下来，裂口边缘冒出一股肉皮的焦糊味。裂口药凝固后，裂口被封住，再干针线活，手指就不疼了。滚烫的裂口药滴在母亲的手上，疼在儿的心上。

除夕之夜，母亲房间的灯光与新年的日出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年初一，全家老少穿戴整齐，走到街上，拥在人群里，走家串户去拜年。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母亲的血液；我们的衣装上，凝结着母亲的爱心。

“缝年”，艰苦岁月里母亲留下的一曲难忘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