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1日，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途中到哈尔滨。李大钊由其堂（族）兄李祥年（字瑞景）介绍往（住）道外太古街宏昌茂杂货铺。他在哈停留3天，其间，曾同苏联驻哈领事会晤。”这是《黑龙江省志·大事记》第二卷中的记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精心设计并暗中开辟了经中东铁路乘火车到满洲里过境的秘密交通线，哈尔滨因而成了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枢纽，由哈尔滨向西经满洲里出境到达莫斯科，被称为西线；向东经绥芬河出境，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被称为东线。为了方便信息传递，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了若干地下交通站。
1924年6月中旬，出于安全考虑，李大钊等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分头出发，到哈尔滨会合。刘清扬随身藏带了国内4人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代表证书，代表们还分别填写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登记表。据张成贵在《李大钊开辟秘密交通线》一文记述：“李大钊秘密回京后，立即安排彭泽湘、卜士奇两位青年代表到黑龙江省青冈县邮局，找自己的乐亭老乡、同窗好友、地下党员刘子孚，共同筹划出国的准备工作，并去满洲里踏查地形，意图雇佣马车偷渡国境。其他代表分头到哈尔滨会合，李大钊则冒险到昌黎找挚友杨扶青筹集赴苏联经费。”
杨扶青是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经理，和李大钊同是乐亭人，同在天津求学，1910年暑假二人从天津回乡在火车上邂逅相识，经过一路长谈，思想很投机，互敬互仰，双方均有相识恨晚之感，从此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次为尽快筹措赴苏联经费，李大钊想到了挚友杨扶青。这天，李大钊从北京乘夜车启程去哈尔滨，路过昌黎先下车找到杨扶青说明来意，杨扶青开了一张手谕，让李大钊到新中罐头公司在哈尔滨市设的分庄提取500元银币。当时，反动军阀政府密令各地拘拿李大钊的海报文书已下达，北京、昌黎、乐亭一带搜捕风声十分紧急，但杨扶青不怕被牵连为犯“共产党要案”的罪名，亲自掩护李大钊安全离开军警密布的昌黎县城，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李大钊到哈尔滨后，首先联系了在哈尔滨做生意的族兄李瑞景，两人感情甚好，交往不断，虽然分居异地，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李瑞景在哈尔滨道外八站开了一个宏昌远牛店，从事贩牛生意，经常与俄国人、蒙古人打交道，在中东铁路沿线特别是中俄边境的满洲里等地人脉较广，这次护送李大钊一行越境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李大钊到达哈尔滨的当天（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达到各省。李瑞景非常关心和注意李大钊的安全，为谨防自己的宏昌远牛店被反动当局关注，便安排李大钊住进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乐亭老乡王芳田开设的“宏昌茂”杂货店。白天李大钊外出办事、会晤友人，晚上就与李瑞景、王芳田挑灯夜谈，向他们介绍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情况，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令李瑞景、王芳田二人大开眼界、心生向往。
三天后,国内与会代表们全部到达哈尔滨集齐。其间，李大钊要办的事很多，首先让族兄李瑞景帮忙到新中罐头公司哈尔滨分庄提取了杨扶青资助的500块银圆，并兑换成卢布；会见了苏联驻哈领事，在其协调下考察了中东铁路工人运动和中俄工业大学（今哈工大）学生运动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特意参观了邓洁民任校长的东华学校校址。邓洁民是乐亭呔商后人，在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结识了李大钊，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国，与乐亭呔商赵禅唐在哈尔滨创办了东华学校，成了马列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和秘密通往苏联“红色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陈独秀等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代表赴苏学习工作、参加会议，都要经停东华学校，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邓洁民化名马天民，在天津隐居起来，难怪李大钊对李瑞景不无感叹地说：“如果邓洁民在这里，我们这次哈尔滨之行，就不会麻烦你了。”据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文记述，“在瑞景大伯父的帮助下，一切出国的事项都办理好了。因为是秘密出国，没有起下护照，同时还得绕过张作霖在国境上的检查，瑞景大伯父给他们雇了三辆出国的车辆。”
实际上，李大钊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共产国际哈尔滨联络站与满洲里联络站及时取得了联系，并且由李瑞景、刘子孚护送李大钊一行到达满洲里。
满洲里是中东铁路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站，出了满洲里，就进入了苏联境内。然而，想出境谈何容易？当时，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满洲里城区四周挖掘了三四米深的护城壕，只在东南西北设置四个大门，派重兵把守，阻拦私自穿越国境人员。
1924年6月13日夜，李大钊一行从哈尔滨上火车秘密到达中苏边境上的口岸小城满洲里，在当地交通员的安排下住进一家小旅店，交通员引来了店老板并介绍说“自己人”。原来，店老板也是当地的一名交通员，他向李大钊建议，“你们起码要三驾马车，每架马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3个人。每架马车一定要用4匹马拉，才能安全地越过国境。”李大钊有些惊奇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马来拉车呢？”店老板严肃而认真地说，“少了不行，越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快，而且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这时，店老板又详细地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有一个山坡，没有一点隐蔽，山头上设有碉堡，昼夜有哨兵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有人穿越国境，哨兵就会开枪射击，有时还会派出马队追击，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意，必须一口气闯过去。
翌日凌晨，当地交通员已把雇来的三驾马车停在旅店门前，李大钊和刘清扬坐在前面的那架马车上。天将蒙蒙亮时，十二匹快马拉着三驾马车已经穿过山洼地带，有经验的车夫把马车赶到两个碉堡中间的草原小路上，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临近边界时，马蹄声还是惊动了山上的哨兵。顷刻间，碉堡里传出来的吆喝声、密集的枪声、刺耳的马鞭声、隆隆的车轮声、哒哒的马蹄声，汇成一片，震撼着黎明前的国境线。车夫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了纷飞的弹雨，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
这时，李大钊从车篷里出来，举目远眺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俯视着朝霞中那片广袤的草原，不禁暗叹：终于踏上了这自由的土地，到达了列宁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