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3.血腥“扫荡”下的 牺牲与坚持

（接上期）

从1942年的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开始，日伪军对冀东根据地的部署极其严密：在围攻“扫荡”前，首先以重兵对冀东基本区构成4条封锁线，挖了两条封锁沟，以此隔断冀东南部与北部山区、东部与西部游击根据地之联系。完成部署后，集中优势兵力，出动汽车、骑兵、自行车队，于夜间奔袭、多路包围，拂晓发起攻击。自4月中旬起，又由“分进合击”改为“辗转清剿”。在清剿区设置许多临时据点，反复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军政人员，屠杀基层干部、抗日军政人员家属、抗日积极分子。

在此期间，区域封锁，消息混乱，许多同志联系不上，牺牲和失踪同志的讯息更是难以获得。但幸存的战友们从未放弃对这些同志的追寻，他们经过半年多的了解、访问，再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终于基本上弄清了布于等同志的牺牲过程。

布于初到腰带山的时候，敌人“四次治强”的凶焰还没有从鲁家峪向四面铺开，环境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他利用这个机会，搜集了很多抗日群众、民兵英雄、拥军模范等英勇斗争的事迹，并且写成文章，以备《老百姓》复刊后相继发表。

5月的腰带山，骤然变得像是4月的鲁家峪，一天清早，被敌人围得风雨不透。布于同另外3名同志被围之后，已经来不及进入事先准备好的隐藏洞，他们决定突围。但是敌人的包围圈太严密了，突不出，只好隐蔽到半山腰的“妈妈洞”里去。这个洞不同于鲁家峪的火石洞，口大，肚浅，但是也有个好处，可以依凭洞口的石头同敌人作战。

布于等人进入洞里，他们的行动无疑已经暴露在敌人眼前。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到这里来求生的，而是隐蔽在洞口的石头后面，要同敌人决一死战。众多敌人包围了洞口但不敢进洞，而是找来了山间的柴火、干树枝等，在洞口堆积点燃。烈火燃烧，浓烟滚滚，向洞内吞噬。起初洞内有向外射击敌人的仇恨子弹，到午后则听不到洞内任何声音了。

敌人暂时撤退之后，区里、村里的干部和老乡们冒险来检查山洞，发现了布于等4位同志的遗体。他们的衣服、头发被火烧焦，头脸被血糊住，而枪支仍紧紧地握在已经僵硬的手里，枪膛里没有一颗剩余的子弹。年仅30岁的布于，和几位战友一起，拼尽最后一颗子弹，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热血。

那些张牙舞爪的敌人，始终没敢踏进这个英雄的洞口一步，却在洞外扔下了9具可耻的尸体。

同事们沉痛地谈起记忆中的布于：他常常背着一个蓝色的布口袋，内装之物都是《老百姓》报要发的稿件，还有《救国报》其他稿件和布于写的一些古体诗词，也装在这个蓝布口袋里。令人痛惜的是，这些稿件和诗词都和布于的生命与青春一起在烈火中付之一炬了。

布于，一位诗人、散文家，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用他最后的鲜血、火热的青春，从容地、英勇地写下最后一篇威武雄壮却没有文字的散文。

敌人一次次血腥的“扫荡”，给冀东游击根据地和《救国报》社造成了重大损失。除布于外，3位《救国报》元老也牺牲于这一时期，他们是：

创始人之一、刻写组长尹铭钰（又名范捷民），于1942夏，在遵化南部夜明峪突围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说是在遵化平台庄北范庄子一带，牺牲于敌寇的机枪扫射之下，时年29岁；

创始人之一、电台抄收员冯国玺（又名杜风），于1942年暮春，在丰润县不幸被敌寇抓捕，始终坚贞不屈，被枪杀于丰润西关，时年27岁；

创始人之一、印刷所所长严德成（又名刘敏），1942年秋，在卢各寨北部遭遇敌人，在躲过敌人昼夜追捕后，因疲劳过度大咯血，不久病故，时年30岁。

鲁家峪遭遇日寇“扫荡”时，还有19位同志牺牲在东峪东山沟车道岭上的一个天然深洞，后来此地被称作烈士洞。

《救国报》7月底复刊后，特别出了两期悼念牺牲同志的专刊，由幸存者每人写一篇悼念已故战友的文章，不论长短，不拘形式，寄托哀思。

分散在各地的同志们见到复刊的《救国报》，如同接到了归队集合的号令，纷纷归来。人手渐多，《老百姓》也随之复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