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接上期）

4.辗转战斗在

长城线上“无人区”

日伪第四次、第五次“治强”期间，对冀东实行分割封锁，在沟壕如网、碉堡如林的形势下，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困难重重。

1942年4月下旬至5月底，冀东八路军主力团突破长城沿线的封锁线，进入关外的热南地区。

热南，泛指热河省的锦承路以南地区，包括兴隆、青龙两县全境，滦平东部和承德、平泉、凌源等县的南部地区。南界长城与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相联，西经平北游击根据地与平西根据地相通，东可伸向伪满洲国腹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热南即被日本侵略者视为重要地带，建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

其实，自1940年春起，冀东区党分委便开始跨长城内外，深入热辽部分地区，宣传、组织、发动抗日群众，逐步开辟出青龙、平泉、承德等10个县的抗日游击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先后组建过12个区政权，还有4个联合县抗日政权。

随着冀东抗日基本区的鲁家峪、腰带山根据地相继被敌人占领，冀东部队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相继陆续转移到热南地区的王厂沟（喜峰口关外，今属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五指山等几块分散的山区坚持斗争。中共冀东地委机关曾设在八区的羊羔峪、天桥峪、马架沟和九区黑河川一带；专署设在十二区驴儿叫北山；军分区司令部设在马架沟村的杨树沟、军分区供给处设在八区的窟窿石大北岔；军分区卫生部设在大马架沟……

新开辟的游击区军民抗日烈火越烧越旺，敌后工作环境也相对比较稳定，这给建设根据地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本地群众和党员干部的保护与隐蔽下，冀东主力部队初到的前两个月左右，未与敌人产生正面冲突，较好且迅速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冀东的形势却在1942年初秋再次开始紧张起来。

由于在之前冀东抗日军民进行的反“扫荡”战役中，日军连连遭到挫败，在冀东的四次“治强”目的远未达到。日军将冀东地区提到极高的战略地位，决定将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缩小规模，而集中重兵并从山东、冀中等地和关东军中抽调一部兵力到冀东，在华北方面军直接指挥下，对冀东进行大“扫荡”，即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随着日伪军企图搞第五次“治安强化”大“扫荡”的情报陆续传来，根据上一次反“扫荡”的经验，为了不使报纸出版工作再次中断，中共冀东区分委和报社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届时采取远距离转移方式，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将《救国报》也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关外去办。

按照这一设想，崔林先派出4位同志，北出长城，踏进深山，熟悉地形，联系群众，物色新的活动基地，最终选定关外的河南大峪（今属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和周边一带作为转移地点。这一带，此时属于敌人卵翼下的“满洲国”范围内，也是敌人心目中的所谓“治安区”。敌人当时的侵华兵力不足，对于这一带暂无暇顾及。加之，驻扎在关外的敌人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而关内敌人为日本华北方面军与伪“治安团”，这些敌军分属两个指挥系统，行动上不能完全统一。因此，局势相对比较稳定。

报社同志们为反“扫荡”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印刷物资的运送、报纸发行的线路等，都做了必要的安排，由各村堡垒户作为联络点和交通站，各点联结起来就成为看不见、抓不到的“地下运输线”。

1942年9月，日伪集结兵力5万余人，开始大举“扫荡”。这次大“扫荡”自9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与五次“治强”同步进行，施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一举摧毁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早有准备的《救国报》社同志们迅速走出长城。

转移到关外的同志们，目睹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境况，看到那里的老百姓在日寇、特务、军警的残酷压榨下，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境。同志们眼含热泪，将随身携带仅有的一两件单衣，甚至把自己身上穿着的衬衣脱下来，捐助给受苦受难的抗日群众，仍觉得这与群众对自己的帮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一经党的教育和领导，立即迸发出抗日的怒火。他们站岗、放哨、送军粮、参军、支前，在“满洲国”的一些地区，形成了抗日的热潮。

此情此景，更加激发了《救国报》 同仁救国救民的热情，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他们提笔撰文，记录着敌占区人民的苦难与坚强，深情抒写百姓对我党和军队的拥护与无私帮助。

《救国报》的同志们记录下当地百姓的艰难，却没有描述自己当时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办报的。多年后，我们从知情人的笔下见到了当时的场景——1943年春被分配到尖兵剧社的卜雨同志回忆起他初到热南地区时所见：茅草搭成两个草棚，一个是司令部，一个是政治部。棚内有好几堆石头，一个大石头旁放几个小石头，这就是各科办公的地方。山沟里，炊事员用石头架起行军锅做小米干饭。饭菜熟了，没有碗筷，就摘下榛子叶当碗，折个树枝当筷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