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碗橱怎么处理？”城中村改造，老房子拆迁，所有的旧家具都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家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些旧家具在我们的百般游说中，得到了一些亲戚的认可，我们送家具还管运输，总算给它们又寻得了人家，可是一个碗橱我却不想送人。

碗橱已经有了一些年纪，超过了半百，深红色的油漆还没有斑驳，摸上去依旧光滑。不过它被有些人看成是应该处理的东西也不过分，因为它的材质实在有些不值一提。

听说过的贵重家具有红木椅、樟木箱、桃木床之类。寻常百姓家虽然没有条件使用上得了台面的木材，但至少一件家具应该使用同一种材质。而我家的这个碗橱却是柳木、杨木、槐木和松木的一个集合体，在有些人眼里，它除了能够收纳杂物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价值。

这个碗橱的材质来自于点炉子生火的劈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柴禾大部分需要捡拾，这个工作是姥爷的专利，也是姥爷的责任。他每天行走几万步甚至更多，就是为了能够保证家里有做饭和取暖的柴禾。在姥爷捡拾的柴禾中，有路边的茅草，有被人抛弃的树根，用姥爷的话说，“都是没材少料”的东西。

有一天，在姥爷捡拾的柴禾中出现了一块面积较大且平整的木板，姥爷没有把这块木板和其他的柴禾混放在一起，而是拿进了我们居住的房间。姥姥问：“拿进来干什么？”姥爷说：“这块木板‘有点材料’。”

我不知道姥爷所说的“有点材料”是什么意思，估计姥姥也不甚明了。不过，这块木板的确有点用途，因为垫高一点就可以当作板凳，不少邻居都曾经在上面落座。有一次，我还把盛着炖肉的碗放在了上面，但是姥爷看到后，马上让姥姥拿走了。姥爷说碗上面有油，容易浸到木头里。

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的木板又增加了几块。“又有板凳了。”这是我的感觉。

有一天，姥爷回家后说话的嗓门特别洪亮，还在栅栏之外就呼喊着姥姥给他开门。我也尾随着姥姥跑到门口，看见姥爷肩上扛着一捆白花花的木板。

木板是用绳子捆在一起的，有长有短，薄厚倒差不多。上面的木屑粘在姥爷的脖子和衣服上，姥爷也不理会。扛着木板进院之后，姥爷先找了几块砖头放在靠墙的地方，把木板戳在砖头上面，告诉姥姥：“找块油布，把板子蒙好了。”

吃饭的时候，姥爷介绍了木板的来历。一个厂子拆出来的包装箱，准备砸成劈柴。姥爷正好赶上，用自己捡拾的劈柴和人家做了交换。

姥爷是方圆几里拾柴禾的能手，我想姥爷捡拾的劈柴一定多于这些木板，姥爷吃亏了。

又过了不知多久，木板的数量又多了一些。姥爷找来了有木匠手艺的隔壁二舅，给他看了看积攒的这些木板，“霸道”地跟二舅说：“你小子想法给叔做个碗架子，将就着这些材料。”

姥爷攒的木板长短不一，很让二舅为难。好在二舅是远近闻名的巧手木匠，他根据姥爷这些木板，设计出了一个既不流行、也不规范的样式，生生地把一堆不成气候的废旧木板做成了一个碗橱，就连两块半尺多长的木板，也用刀刻出了祥云的图案，装饰在碗橱的腿部。

碗橱有两层架子，安装了拉开式的橱门，还有三个抽屉。这样，我们的盘子、碗和一些零碎的东西都能隐藏其中，不受尘土的侵扰。关键是，这个碗橱可以进入家具的行列，有家具的人家，往往是被冠以“会过日子”称号的。

碗橱上漆那天，二舅叫姥爷先看看。姥爷手搭在光滑的橱面上，摸了又摸，扭头对姥姥说：“还有肉票吗？”姥姥说：“攒着一斤呢。”肉票是购买猪肉的凭证，没有肉票，光有钱当时是买不到猪肉的。姥爷说：“都拿来，犒劳犒劳二小子。”“二小子”这个称呼是姥爷此时对二舅上好的木匠手艺的赞许。二舅的脸上也绽放着笑容，就像装饰碗橱的那两朵祥云。

崭新的碗橱给老旧的房子增添了亮色，邻居都爱串门来了。每当有人称赞这件碗橱的时候，姥姥都会夸奖二舅的手艺，当然也感叹，没有姥爷积攒的这些约等于劈柴的木板，也就不会有这件“奢侈”的家具。

姥爷攒出来的碗橱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持续了很多年，成了姥爷现身说法的活生生的教材。“攒着吧”“攒着点”的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后人和周围的人。

姥爷认识一对夫妻，都是农民。在生产队的年代，日子过得比较恓惶。姥爷鼓励他们养猪。

猪圈建起来了，却没钱买猪秧子。看到他们发愁，姥爷踌躇片刻，跑了出去。他一晚上串了几十户邻居的门，五毛钱、一块钱地凑齐了帮那对夫妻买小猪的钱。

姥爷在拾柴禾的过程中，也不忘采集野菜，连半个高粱穗子都捡回来，添加到猪食里。一只20多斤的小猪，经过300多天一把野菜、一捧米糠地催肥，终于成长为一头200多斤滚瓜溜圆的胖猪。

腊月二十三杀猪那天，天刚蒙蒙亮，买猪肉的人们就挤满了院子。夫妻俩穿着围裙、戴着套袖一边恭恭敬敬地伺候着杀猪的师傅，一边朗声答应着买肉者这个要脖头、那个要五花的要求。

直至点灯时分，夫妻俩才把一头猪的后事处理明白。他们端着一个盆子掀开了我家的门帘，用掩饰不住的、喜悦的腔调悄悄地对姥爷说：“叔，给你留了一块你最喜欢的。”

在我的旧物中，有一双紫红色加白点图案的尼龙袜子我始终敝帚自珍，那是我用自己积攒的钱买的第一件东西。

起因是我在新碗橱的抽屉缝里找到了一分钱，马上汇报给了姥姥。姥姥说：“你攒着吧。”为了鼓励我能够持续积攒，姥姥给我缝了一个小花布袋，告诉我：“有钱就放进去，攒到过年，你想买啥就买啥。”第一枚硬币落入口袋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好像听到了“噗”的一声轻响。

那个年代，二分钱就能够买一件东西，比如冰棍儿。一分钱似乎力量就小一些，所以就成了我觊觎的对象。每当姥姥出去买菜，我的目光往往会聚焦零钱中的一分硬币，不论剩余几个，都央求姥姥：“给我吧！”

尽管两个一分钱也同样能够购买一样东西，但是我坚持不随便乱花一个，尤其是正餐以外的任何食品。渐渐地，再投硬币进入花布口袋，就会有“叮”的一声脆响。有时候我一枚一枚地往布袋里投入，有时候攒五六个一起投入，发现响声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还会为了数一数布袋里硬币的数量，把硬币一起倒出来，听“哗啦、哗啦”的声音，虽然不很壮观，但是，一次比一次诱人。

财富好像有与生俱来的私有性，为了不被人发现我的这些硬币，我把布袋放进碗橱抽屉的最深处，没事的时候常常隔着木板凝视着那里，仿佛有一朵幸福之花在含苞待放。

花布口袋慢慢地鼓起来，不禁让我想起那对夫妻饲养的胖猪，我开始祈盼春节。

孩提时代没有焦虑的烦恼，但是等待的时间总是那么漫长。我在姥爷姥姥的影响下，学会了耐住自己的性子，数“月份牌儿”上的数儿。

开始准备春节的新衣服了，姥姥把我积攒的硬币也纳入了她的计划范畴。她让我看看口袋里有多少钱，以便合理规划这笔钱的用项。

“哗啦”一声倒出来，我数了数，219个一分硬币，和购买一双袜子的款项最为接近。姥姥没有食言，带我去了百货公司，站在摆着一列袜子的柜台前面，豪爽地对我说：“挑吧。”

和现在的理念不同，那时候轻化工的产品比纯天然产品要时尚很多。我在摆放着尼龙袜子的柜台前面停住了脚步，指着一双紫色带白点的袜子望着姥姥，询问她的态度。

我积攒的硬币，买棉线袜子有余，买尼龙袜子不足。但是为了表彰我小小年纪就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姥姥给我添加了两个一角的纸币，帮我买下了那双心仪的袜子。

积攒的概念从这个碗橱开始萌生，直至今天，已经成为我一种生命的本能。它带给我的幸福，早已超越了物品的本身，超越了物质，而成为一种精神。我还希望把它作为家风传承的教材呢，这样的传家宝怎么能够被随便地“处理”呢？想到这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先妥善保管，等新家搬迁，让它和我一起“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