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可能你不信，刚当兵那会儿，我最大的梦想是到连部当个文书。在我眼里，当文书绝对是一份“美差”：一来，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舞文弄墨；二呢，不必“板儿钉板儿”地参加军事训练，可以“偷偷懒儿”；三吧，和连长、指导员一个盆儿里吃饭，时不时能多吃点儿肥肉片子。这种朴素而真实的想法儿成了我那时的精神支柱。如果说我是在入伍一年后“时来运转”了的话，那首先应该感谢高炮旅宣传科的沈丛美科长。

沈科长是江苏人，长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笑起来像尊弥勒佛。他应该是我当兵之后，见过的第一个“大官儿”了。当时旅里的科长们下连蹲点，恰巧沈科长分到了我们连。于是，我有幸和沈科长见了几次面儿。

第一面，是出黑板报的时候。当时，我出黑板报儿，不用打草稿。只要把栏目在黑板上提前勾画好，里面的内容，我可以根据版面大小自由发挥、现编现写。那天中午，我正利用休息时间办板报儿，一扭头，发现一个魁梧的少校站在我身后，惊得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小伙子，不错！你叫什么名字？”说这话的，就是我当时并不认识的沈丛美科长。

第二面，是指挥唱歌的时候。“饭前一首歌”是部队的老传统。那次列队完毕，连长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沈科长，一阵欢迎的掌声过后，照例由我指挥唱歌。记得当时我起唱的是我们最拿手的《团结就是力量》。因为有沈科长在，我的指挥更有劲儿，大家伙儿也比往常更给力，一首歌子唱出了连队的激情和士气。当同志们依次走进饭堂，走在后边的沈科长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子。

第三面，是“条令知识竞赛”的时候。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营里在操场上举行新条令知识竞赛。当时，我早已把条令背得滚瓜烂熟，无论出啥题都难不住我。特别是抢答环节，因为没有抢答器，全看举手快不快，每道题目，只要主持人话音一落，我举手就“抢”，最终我们在4个代表队中，以高出第二90分的成绩，夺得全营第一名。坐在主席台上的沈科长亲自为我颁了奖，他的目光里满是赞许。

第四面，是找他审稿的时候。沈科长蹲点那两天，正赶上营里连里定学驾驶的人选，当年学驾驶是“热门儿”，谁当兵不想学门儿手艺回去啊！选上的自然欢天喜地，落选的就像霜打的茄子。这种情况下，沈科长给大家上了一堂“正确对待分工”的教育课。我据此写了一篇小稿子，送给沈科长审阅。他认真看过之后，语气温和地说：“你写得不错，有文字功底，但这篇写我的稿子就不要发了，好不好啊？”他拉我坐下，跟我唠了半天家常，我一时窘得不知双手该往哪里搁，他却像一位长者看待孩子，显得非常慈爱。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万万没想到，临走前，沈科长让通信员把我喊到了连部：“小董，从你出板报那天，我就开始观察你了，我发现你是个好苗子。想不想到机关工作啊？”我像“傻根儿”一样地回答：“首长，我想当文书！”沈科长听了哈哈大笑：“你这个小鬼，好好想想！想通了告诉我。”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真有些六神无主。问指导员，他建议我还是在连队好好干，准备将来考军校。问老乡们，也是七嘴八舌。一种声音是：“人往高处走，机会这么好，为啥你不去？”另一种声音是：“当上文书又咋样？还不照样蹲在这儿。再说了，哪儿写着文书让你当？”最终，第一种声音占了上风，听人劝，吃饱饭，我决定，去机关工作。星期天，正好有营里的解放车去旅部办事儿。我请好假，决定搭车去找找沈科长。老乡李双勇知道我囊中羞涩，主动掏出五块钱：“拿着，路上买包烟！”炊事班的李春辉见我穿着旧胶鞋，二话没说，脱下脚上的新布鞋就让我换上。

第一次到旅部，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目不暇接呀。我一路打听，冒昧地找到了在机关当公务员的小老乡刘保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听我说明来意，宝仓很是热心：“我这儿有沈科长的宅电，要不你往他家里拨个电话吧！”“我不会呀！”不怕你笑话，当时我真的连电话都不会用。宝仓替我拨通电话后，把听筒递给我，我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喂！哪位呀？”一听是沈科长的声音，我忙不迭地说：“首长好，首长好，我是三连的董虎艇，我想好了，我愿意到机关锻炼锻炼！”“哦，是小董啊！那好吧，你等通知吧！”生性木讷的我，在关键时刻就这么抓住了这个机会。

从旅部回来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派我去参加军区放映培训班的电话通知。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成为国家三级放映员。自此，我开始了机关兵的生活，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和当连队文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的军旅之路。

如果说选择参军是我人生一大转折的话，那么能够调入机关，则是我十年军旅生涯的重大转机，而直接赐给我这次难得的宝贵机会的人，当属沈丛美科长，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沈科长，谢谢您！”虽然这声“谢谢”很苍白，但我依然要说，“沈科长，我在这里给您敬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