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接上期）

2. 《冀东日报》映射冀东党报的成熟

抗战前，冀东地区的建制包括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蓟县、兴隆、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卢龙、抚宁、临榆、昌黎、滦县、乐亭共22县和唐山市及秦皇岛、塘沽两港；抗日战争时期，以冀东为基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向热河、辽宁省推进，向北沿七老图山发展到赤峰，向东沿辽西走廊发展到锦西、朝阳地区，曾相继建为冀热边、冀热辽区（至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调整地区建制之时，共辖9个专署、70余县、1900多万人口）；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复称冀东。

1946年5月15日，《长城日报》更名为《冀东日报》。这一天的《冀东日报》在一版报角登有一则更名启事：

“本报自298期更名为《冀东日报》，《长城日报》之名即行取消。”

这则启事，在1946年5月15日、16日、18日和20日的《冀东日报》上，连续刊登了4期。

新创刊的《冀东日报》仍延续了从《救国报》到《冀热辽日报》再到《长城日报》的期号，首刊期号为第298期。

冀东日报社社长由中共冀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张达兼任，吴明任副社长，孔祥均任编辑部部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从晋察冀边区调来的白瑛任《冀东日报》地方版主任。

办报骨干人员的充实是《冀东日报》快速发展与成熟的基本支柱：陈大远、高元、山桥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分别承担了重要工作；《救国报》更名后各地方版相继撤销，一部分人员留作地区新华支社工作人员，另一部分人则陆续调回总社。报社的编采部门早在1945年8月新华分社成立时，便与之合署办公，不论地域规划与报纸名称如何变更，始终为一套人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到《冀东日报》时期，编采部门的工作人员已达到60人左右，其中还有了报社（或新华社）的专门记者。

冀东日报社成立后，更加健全了编辑委员会（当时它也起到党组作用），成立了编辑部、采通部，各版专设主编，采通部负责采访、通讯，并负责培养通讯员工作；建立通讯网，这项工作与各地新华支社、县通讯站配合进行，保证了按日不误地收录延安新华总社文字广播稿，按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每日同晋察冀新华总分社和本区内各新华支社联络一次。

《救国报》《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创办期间，都是免费赠阅，有时报纸上虽标有定价，但实际不收费。1946年初，报社抽调张助国、李树琴等4位同志组建了发行科，张助国任科长。发行科先期开始征求订户，以县为单位，由县代销机关征求全县订户。报纸名称改为《冀东日报》后开始正式收费，初始每份报纸定价为边币5元（当时市场价每斤小米为边币100元）。冀东区党委非常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与宣传战线同志们的生活，在报纸更名《冀东日报》前，已将报社工作人员报酬由供给制改为实行小米津贴，每人每月约五六十斤小米。

1946年1月到9月，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冀东解放区前的一段空隙时间里，冀东日报社紧锣密鼓地做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作，如：有了环境相对安定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场地；组建了设备较完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铅印印刷厂；建立了必要渠道，使工作和生活物资可以得到基本满足；有了一个相当有力的电台组织，完全可以承担起对上对下收发新闻和文稿的任务。

这时办报的基本条件，可以说比办《救国报》时好多了。尤其是改成铅印报纸后，《冀东日报》的字数增多，版面清晰，印刷也快，非常受读者欢迎，印数不断增加，印刷部门也逐步扩大规模。

1946年5月，报社的印刷和编辑部门一分为二，单独成立了“冀东印刷厂”，隶属于区党委宣传部，由冀东日报社领导，鲁直（此时起改名为李农）任厂长兼指导员。

开始时，厂里只有从丰润接收的八页印刷机是完整的，能直接印报。而从锦州、张家口接收来的八页机因在运输途中丢失了部分零配件，不能运转。此时，厂里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唐山接来一位名叫张本初的印刷技术能手，他带着郑有义等几位同志，找到一家干小修配活儿的作坊，与作坊主人刘大爷一起，硬是用脚蹬旋床手工打磨的方式，制出所需部件，先后组装成第二台、第三台八页印刷机，能完全保障正常出报的需求。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当年秋开始增加兵力从通县、唐山、喜峰口关外三个方向进攻冀东解放区。冀东日报社迅速撤出遵化县城，与敌周旋于遵化、迁西和兴隆无人区一带，那里的荒山密林、寺庙古刹、农舍羊圈，都曾是冀东新闻人办报的地点。

印刷厂因设备过于醒目容易暴露，更是频繁转移。9月上旬，一股敌人向遵化西部进犯，根据多年游击活动的经验，同志们急行军几十公里，从城西的鄂庄子村转移到遵化县城东南部的夜明峪村，第一时间用相对易于携带的圆盘机和少量铅字，先在这里印了三期十六开的《冀东日报》小报版。半个月后，又一股敌人进犯。同志们连夜向南转移，过还乡河先后在丰润县的皮古秀、上水路、下水路村住了4天。待形势略有稳定，便又组织车辆拉上坚壁的设备转移到迁西的才庄村。

一次次转移中还要突击排印，由于时间急迫、敌情紧张，同志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两三天连轴转。有的同志两天一夜未休息，拣字时站着就睡着了，打上三五分钟的盹就清醒过来，强打精神继续拣字。在战争环境下的农村，没有电和电动机，八页印刷机都是靠人力摇动大轮。每印一张报纸，大动轮须连续转四周。一台八页印刷机要配备3个小伙子轮换着摇轮。一般每小时印一千多张，也就是说要摇四千多下，而当时《冀东日报》的发行量是1万多份。所以哪怕是在秋冬季节，小伙子们也是累得汗流浃背。每在一地完成印报任务后，同志们又要再次突击拆卸字架子和设备，装箱、捆绑、装车，跟着大队转移。就这样一路辗转，终于在年底前于迁西县松岭村暂时安顿下来。说是安顿，也不过半年多时间，1947年8月又迁回遵化城东铁山岭；10月进驻遵化县东北上港村；12月进驻遵化城西塔寺村……据同志们事后回忆，印刷厂自成立到唐山解放后进入市区，共辗转于6个县、近20个村庄。

印刷厂此时还负责着冀东地区党、行署和军队各部门大量文件、书刊的印刷出版任务，所需物资也日益增长。

常用的铅字和字空、铅条等材料都非常金贵，废铅字和掉在地上的铅碴都要捡起来回炉再用。印刷厂在初建时接收了一台手摇铸字机，但开始时没有人会使用，冯润田和任品三、王守成、卢恩贵等同志边研究摸索边试着铸字，到1947年铸出了两倍于之前的新铅字。

需求最迫切的是纸张。当时不可能去敌占城市大量采购，只能依靠农村的小作坊供应，所幸报社驻地迁安有这种传统手工业。于是在上级领导大力支持下，报社和印刷厂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协议筹备，由迁安的“显记”造纸厂长期负责供应毛糙纸、红心纸印报。因条件所限，此时的《冀东日报》多为单面印刷。

其他如油墨、铅、锑等印刷物资则只能冒风险潜入敌占城市采购。在冀东区党委、行政公署和民运部等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张声远、郭荫增、邱贵义、王志田、张德奇、王志清等同志，依靠在北平、天津、唐山的我党地下组织，一次次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冒着生命危险，执行秘密采购任务。其间曾有一位同志进敌占区采购物资时被驻唐山的国民党军队逮捕，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后被党组织营救出来，但已落了一身伤病。

条件的艰难并没有挡住报纸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步伐。1947年4月4日，《冀东日报》开始创办副刊。副刊第一期发表了“开始的话”，大意是，“日报特辟副刊，作为大家的园地，其目的是为大家服务，其性质是综合的，其方针是：大家看、大家办。”新增添的内容有：《生产副刊》《文艺副刊》《教育副刊》《卫生副刊》《经济副刊》等，每星期或每半月轮流在第四版刊登。副刊文字浅显易懂，内容密切联系实际，还刊出一些评论以及编者谈、三言两语等文稿，使《冀东日报》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增加副刊后，报纸售价提至每份边币50元，后因物价波动等原因，到7月1日又调至每份边币200元（此时每斤小米边币550元）。

《冀东日报》是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很受冀东百姓的欢迎。1947年7月，《冀东日报》在报上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并根据读者建议加以改进，如大反攻开始后，读者希望报纸能配合军事形势的变化多登些地图等资料，为此报纸在发消息时，都由编辑画出示意图，再由制版工人一刀一刀地在木板上刻出来。春耕来临，《冀东日报》就开辟专栏介绍科学种田和制造肥料的方法。农民养猪，报纸又经常介绍一些常见的猪病预防和治疗方法。清明前后，农民有种树习惯，报纸就介绍种树的好处和各种树木的种植与管理方法。战争环境下，人民生活和居住环境都不安定，流动性大，又没有像样的邮局，群众写封信很困难。报社就利用自己的优势，经常刊登为烈军属和普通群众寻找亲人的读者来信。

这些做法，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也意味着这张报纸在它自身发展中，已不仅仅是在革命斗争或建设中作为党的宣传武器，而且发展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冀东日报》在前一年半时间里，名为日报，实际是双日刊，遇到特殊情况，双日刊也不能保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保证每月出15期报纸。每期四开四版。有时内容多，就临时改为六块版或八块版。

版面主要内容：一版是国内外要闻，二版是地方新闻，三版是通讯报道，四版机动安排，比如1947年记者节来临之时，《冀东日报》为悼念死难的新闻工作者，在第四版上简要介绍了吕光、李杉、顾宁、布于、张大雨、唐炎、范捷民、杜风、寒潮、杨玉环等烈士的事迹。

1947年11月至12月，报社改组，杨林（原冀东十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调任《冀东日报》社任副社长，孟广平（原十四地委组织部部长）调任《冀东日报》任编辑部部长，孔祥均任编辑部副部长，吴明调离。并从县委抽调一批干部充实报社的力量。

编辑部改组为编辑科、采通科、资料室。王重五从新华社十五支社调到采通科任副科长，采通科实际执行新华社冀东分社任务，对内为编辑科发稿，对外向延安总社和冀热辽总分社发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