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父亲喜欢栽红薯，喜欢自家漏粉。一到秋后，父亲总会带领我们去出红薯。当然啦，最简单的割秧这个活儿总是留给我，他最怕我刨坏红薯。秧子湿淋淋的，又凉又沉，我用镰刀小心地割断，然后再一扑扑地抱到空闲地上晾晒。父亲一镐一镐地认真刨起来，又大又光滑的红薯，横七竖八地躺到地面上，真让我感到兴奋。

运回家的红薯留一部分作口粮，码放到冬暖夏凉的地窖里。其余的全部放到井边洗净，然后用刀剁成疙瘩，装到荆条大篓中运往村里的加工厂，打成细糊。

院子里一字排开六口大缸，上面搭个木架，木架上挂上纱布过包。母亲会用水稀释红薯细糊，然后再一包一包地过渣。白色的浆液潺潺地流进大缸内，渣子拧干晾晒到院子的平房上。把打回的红薯细糊过完，几口大缸都会盛满浆液。

浆液沉淀一宿后，第二天一早，母亲用瓢把上面发黄的水一瓢一瓢地舀出，缸底就会露出白白的淀粉。父亲找个干净的木棒使劲搅拌，然后再次过渣。六缸的淀粉，很快被母亲过到一口大缸中，继续沉淀。来日的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山坡，母亲再次一瓢一瓢地舀净缸中的浆液，接着用木棍搅拌，然后再把这些淀粉用白色的包布兜起来。包布兜一宿后，一个半圆形的淀粉坨就做好了。这样重复操作，做成三四个淀粉坨放在木板上晾晒。

一到三九天，北风呼呼地吹着，地上滴水成冰，父亲就开始张罗漏粉了。

父亲把木柴劈成小木瓣抱到院子里，接着锯些80厘米长的葵花杆备用，同时搭个粉架晾粉用。母亲和姐姐也不能闲着，她们在苇席炕上铺块干净的塑料布，把粉坨一点点地粉碎，再用细筛筛得细如白面。这时一定得注意不能掉到淀粉里东西，哪怕一根头发丝都不可以，因为如果掉进小东西，粉就会有疙瘩，所以母亲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小孩子上手。

日已偏西，天色渐晚，师傅来了。家人一边酒菜上桌，一边生火烧水。炊烟袅袅，水汽渐起。待到师傅酒足饭饱，他们会用肥皂把手洗了又洗，甩掉外面的厚重棉衣，只穿秋衣和棉坎肩，腰里抽上蓝布围裙。他们拿出小秤称好明矾，根据粉面的多少兑水打芡。那是一种技术，芡软和芡硬都会漏不出粉。芡打好后继续活面，直到面和得比较柔软，成条了才停手。这也是力气活儿，师傅会累得大汗淋漓。母亲找出早已准备好的新毛巾，让他们擦擦汗，喝点早晾好的红糖水。

电风葫芦嗡嗡作响，木柴努力燃烧，火苗舔舐着锅底，水花翻滚，热汽氤氲。师傅站在锅边的高凳上，一手端瓢，一手磕打，粉就源源不断地从瓢眼里漏出来。捣粉师傅用一根木棍引领着粉漂浮到水面，然后用筛子兜出来，热气腾腾的粉倒进冰凉的水里开始捣。当粉被顺利地挂到杆上的时候，人们会稍微松一口气：“今天的粉不错，光滑有韧性！”师傅称赞着，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馋嘴的我们总会把师傅漏掉的粉头不时地放到嘴里，高兴地品尝第一锅粉的味道。

师傅的漏粉瓢有圆眼，漏出的粉是细粉；瓢是长方形的眼，露出的就是宽粉。粉一瓢接一瓢地漏到后半夜，当我们困得躺倒在漏粉炕上睡着的时候，母亲总会笑着抱我们去别的房间。

第二天，我们睁开眼，赶紧跑出房门，呀，粉架上挂满了粉杆，像一排排整齐的瀑布摆在那里。我用小手摸一摸，硬硬的，像是一条条冰挂。

吃过早饭，太阳爬过山头，洒下万道霞光，空气中到处都是馨香。父亲和母亲站在阳光下，用那劳碌的粗手一点一点把粉捏散，然后继续晾晒。当粉八成干时，父母就用葛条把它们捆绑好。看到捆好的粉被晾晒到蔓子上，一家人会乐得合不拢嘴，因为一年的菜不愁了。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能给孩子们漏些粉补充营养，是父母多么开心的事啊！

勤劳的父亲母亲已弃我们远去了！多想再吃一次父母为我们做的粉菜啊，那是我们一生也忘不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