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升入了滦南县大马庄初中。

学校坐落在离家5里地外的乡里，那时大马庄还是乡。每天，我们从村里到乡里，步行上下学，往返四次。那时我们还没有自行车，更不用说别的交通工具了。我和邻家姐妹们结伴而行，出了村，为了省时省力，不走大路，顺着那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羊肠小路去学校。小路窄至只能容一人通过，大家前后排队前行，嘻嘻哈哈，前呼后应的。两边，是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当然，冬天田野里光秃秃一片，我们便洒脱多了，可以三五成群地“横行”。

冬天，天冷得刮鼻子刮脸，即便室内生铁炉子，我们的手也冻得像包子一样。因为通着炉子有土坯垒成的长长烟道，上面可以热饭，我们中午便不回家。第二节下课的时候，我们把铝饭盒码到烟道上，满满的一溜儿，有时还要码两层。因为底下的先热，第三节下课的时候，大家把上下两层的饭盒调换一下，避免下面的太热而上面的又凉。我最常带的饭是几块红薯。有时，带半盒拌了猪油和食盐的高粱饭，揭开盖子，一股香气袭来，便吃得津津有味。也有带大饼的时候，因为少油，巧手的母亲便用发酵好的面，粘着面粉烙饼，白白的面饼上带一层金黄的硬皮，里面却松松软软，口感很好。同学们的饭大同小异，那时，肉蛋很少吃到。

初中正是身体迅猛生长的时期，因为缺乏营养，那时的我，清瘦高挑，文文弱弱。喜欢上语文课，对博学幽默的语文老师马老师佩服有加，愈加喜欢语文，喜欢写作。

初二那年，春早早地来了，带着柳绿，带着鹅黄。而我，却病倒了，休学了，每天躺在温热的土炕上养病，总是木木地看向窗外。透过敞开的窗，我看那四角的天空，偶尔鸟儿飞过，便神往地呆愣许久。除了吃药打针，我就是看一些文学书，也写一些忧郁的诗句。

阴雨霏霏的一天，一只燕子在我窗前飞来飞去，来来回回地盘旋着。我知道，它是在寻找搭窝的地方。突然，它倏地飞到了我的小屋里，转悠了一圈后又飞走了。过了一会，两只燕子飞来，嘴里都叼着一些泥巴，放在两根椽子的中间，之后飞出去，不久又飞回来。就这样，它们开始在我的小屋里筑巢。我的视线被它们牵引，竟忘却了烦恼。它们的巢呈半椭圆形，规则又漂亮。

从那儿以后，晚上我有了燕子夫妇作伴，不再孤寂落寞。我给它们起了名字，一个叫灰灰，一个叫黑黑。天黑时，等它们飞回来，我才把窗户关上。它们很勤快，每天早早地唧啾着把我叫醒。我睁开眼时，他们正焦急地在我屋子里转着圈，我便打开窗，放它们轻盈地飞去。

过了些时日，窝里探出了几个小脑袋。哈，原来，灰灰和黑黑做了爸爸妈妈了。自从有了这几个小家伙，屋子里生动了许多，尤其当乳燕的爸爸妈妈把食物带回来的时候，小燕子一个个张着大嘴巴，唧唧唧唧叫个不停。看它们欢快地吃下食物，灰灰和黑黑再度去寻找食物。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万物有灵。

当小燕子羽翼丰满的时候，它们便顽皮地飞下来，有时落到我的身上，我就静静地看着它们，不敢动一下，唯恐吓到那些可爱的小精灵。渐渐地，它们和我熟悉了，我便可以轻柔地摸一下它们滑滑的羽毛了。天气暖到晒得人懒洋洋的时候，小燕子也长大了，飞走了，偶尔，也会飞回来在屋中转几圈。

听村里的老人说，家中有燕子做窝，是吉兆。说也奇妙，我那时真的好了起来。我不再消沉，从这些活泼的生灵身上，我学到了乐观的态度。我会到阳光下散步，会闭目听听鸟鸣，更喜欢的，是听燕子的呢喃。又过了一段时日，我痊愈了，重返了校园。

校园内，还是那几排古旧的尖瓦房，设施简陋的教室，前后墙上各一块黑板。讲台上，一盒白色粉笔，一个黑板擦，每节课随着各科老师的变换而在讲台上更换着书本。这些，在病好后的我眼中，竟有了亲切感，有着知识的魅惑力。有时，讲台上会多了一盒彩色粉笔，那往往是地理老师为了在黑板上标注地形、划分地区而用的，或者，是美术老师画画所用。当然，有时也被我所用，这一直是我初中时的骄傲。我擅长画画，成为班里后黑板的板报美术设计者和绘画者。我们一般两周换一回板报，我便拿了那盒彩色粉笔，放到最后一排同学的课桌上。最后一排往往是高大的男生，他们便自觉地把桌子往前搬搬，人随桌子前移。然后，回头看我布置板报，而我，极少和他们交谈。我先是左瞄瞄，右瞅瞅，然后用一把木尺测量好长度，平均分成三四等份，以菱形、长方形或圆形等为板块的边际，画好花边。有的板块与板块间，画成刚发芽的垂柳，点缀一两只燕子，清新又唯美。插图多是梅兰竹菊，或者，是荷、喜鹊、黄鹂等花鸟，有时也画成师生共读的那种人物画。刚画好的黑板报，色彩艳丽，图案美观，常常赢得师生的赞扬，那时，内心美美的，脸上却不起波澜。

实验课少之又少，无非有烧杯啊，天平啊，实验室也破破烂烂，由于使用少，长期关着门，里面总有股霉味。美术课更是常常上成自习课，因为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体育课倒是每周一节，无外乎跳跳远、跑跑步、扔扔沙包，男生连篮球都很少打，好在，我们都走着上下学，身体素质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