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7.《救国报》的分社发展

（接上期）

《救国报（滦中版）》

1943年7月，根据冀热边特委指示，第二地区委机关报《救国报（滦中版）》出版。因与冀热边特委同住一地，《救国报》总社也在此办公，故未单独设报社，由《救国报》工作人员兼做滦中版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冀热边第二地区委、第二专署跨长城内外，辖迁滦丰、承青遵、迁青平、承平宁4县。《救国报（滦中版）》便也随之活动于滦河中游地区。

随着《救国报》于1945年11月初更名改版，《救国报（滦中版）》也于1945年11月1日终刊。

《救国报（滦东版）》与滦东分社

滦东，位于冀东东部，包括滦河以东的迁安（大部）、卢龙、临榆、抚宁、昌黎、青龙等县和秦皇岛港，南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隔滦河与冀东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相联，东至山海关与辽西走廊接壤，北宁铁路横贯其间。这里既是日本侵略者自伪满进入冀东、华北的必经通道，又是冀东抗日武装力量向伪满发展前进的阵地之一。

1943年上半年，中共冀热边第三地区委在这里宣告成立。7月，《救国报》滦东分社成立，《救国报（滦东版）》正式发行。这也是一份八开两版油印小报；另有一个以《前进》为名的三十二开油印刊物。内容均以新华社电讯为主，迅速传播党中央的指示和抗战救国的好消息，用以鼓舞本地区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救国报》滦东分社除了出版这两份报刊以外，更重要的任务是翻印一些毛泽东同志有关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等论述，这些内容更受军队指战员的欢迎。因为，在当时来说这是最需要、也是最宝贵的东西，从中可以学习如何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先后投入《救国报》滦东分社工作的有20余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是郝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陆光，宁河人）；还有从《救国报》总社调来的丰原和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如万里（卢龙人，原是小学教师）、韩醒痴（卢龙人，失业店员）、高敬之（昌黎人，原是小学教师）、李春芳（迁安人，原任游击区某近敌区区长）等人；其余有国力（原名国顺卿，丰润人）、吴文军（四川人）、蔡海涛（遵化人）、启政（遵化人，曾名杨玉环）、李墨林（抚宁人）、文侠（原名陈尚武，昌黎人）、晓初（昌黎人）、永蒂（抚宁人）、跃华（抚宁人）、李兆雄（昌黎人）、陈集群（丰润人）、李才（迁安人）、启新（昌黎人）、王省汉（原名王镛，抚宁人）等，都是满怀激情的青年人，大部分是农民子弟。

这些人员，除少数分别担任编辑、油印员、交通员、炊事员等职外，因油印报刊对刻写工种用人需求最多，所以很多人还需要兼任钢版蜡纸刻写员。

成立之初的《救国报》滦东分社没有固定地址，在敌人眼皮底下游击生活、移动办报。无论到了哪里，同志们一安定下来便窝在老乡家的炕桌上刻写报纸，经常一窝就是一天半天，天天如此。有时工作任务紧，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就在夜间点上房东的黑油灯刻写蜡纸。要是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不得不躲到山上去，刻写员还要以山石当桌子坚持刻写工作。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始终非常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又毫无怨言。几十年后王省汉提起当年国力说的一段话，仍记忆犹新：“别看油印小报不起眼，部队的指战员可真拿它当回事，一张油印报不知要被多少人传阅，甚至有时传破也舍不得扔掉。”事实确实如此。抗战时期，人们真的是把这份油印小报当做“宝贝”。因当时的纸张缺乏，再加油印数量不宜过多，两份报刊均是每周一期，出版二百至三百份不等，每一期报刊送到地方机关和军队都备受欢迎。

抗战时期，滦东地区敌伪猖獗，骚扰行动频繁，敌后出版工作极为艰难。即使在离敌人较远的方，能连续安定工作数月不动的情况也是很少的，因为稍一麻痹大意就会坏了大事，所以凡是抗日救国的机关和个人，行动都是严格保密，住地也是经常移动。印报纸设备多，一到转移的时候，《救国报》滦东分社每个人差不多都随身带有用白铁制成的蜡纸筒和装在布袋里的两三块钢版，油印员则背着油印机等物。这些都很显眼，跑敌情时，有经验的老乡一再建议同志们扔掉。然而，同志们深知，这些办报必须用到的物资丢掉容易，再想取得会有多么难。所以没有一个人舍得扔掉这些笨重的东西，他们将其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

敌人围捕抗日人员时，常常是多路包围突然袭击，他们将这些办报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都想抓捕我们的同志。由于没有战斗任务，所以报社同志们也就没有什么好的武器。社里最多有几颗手榴弹，有几位同志虽然持有手枪，子弹也很少。每当与敌人遭遇时，为了减少损失，都要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想方设法躲过敌人的围捕。

1943年冬日的一天，同志们游击到抚宁县苏官营村时遭遇险情，被敌人包围在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的一片丘陵地带。危急时刻，郝仁当机立断，指挥大家分散转移，并镇定地发言：“如果遇到损失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做好壮烈牺牲的准备，无论如何也不让敌人抓活的，必要时让手榴弹开花，叫敌人尝尝它的滋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只要剩下一个人，不管是谁，一定要坚持办报！”最后多数同志利用丘陵地带沟坎较多的有利条件，左闪右躲闯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李墨林、文侠和陈集群三人遭遇了兵力最强的一股敌人，突围中，李墨林壮烈牺牲。

敌人越是接近最后失败，就越是穷凶极恶，频频袭击抗日军民。日寇投降前夕，《救国报》滦东分社的同志们在昌黎五峰山遇敌重兵偷袭。

五峰山是东、西、北三面靠山易守难攻的小山村，位于京山线上的昌黎县城北偏西十二里地的地方。这村以东七八里远的草粮屯常年驻有日本兵，旁边的昌黎城是敌人重兵把守的据点，此外，周边不远的地方还遍布一些敌伪小据点。可是，这个堪称悬在敌人嘴边的小山村，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却表现得非常坚决，它是当地有名的一块解放区根据地，我党政军机关人员来往不断。

1945年夏天，《救国报》滦东分社的人员，在这里制版、印刷已连续数月之久，在准备转移的前一天晚上，狡猾的敌人在奸细的带引下偷偷进山，把报社同志们分别居住的几家堡垒户紧紧包围起来，数挺机枪也对准了同志们突围的必经之地。

启政、启新等同志与经常给报社帮忙的房东姑娘、年仅十七岁的龙淑贤刚刚冲出后门，就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房东长子龙恕大哥也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房东老大爷是一位70多岁的忠厚老农，万恶的敌人也将刺刀扎向他的双腿；还有一位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永蒂不幸被敌人俘去……只有住在左邻的刻字员高敬之和交通员陈集群等几位同志，听到枪声后手握手榴弹奋力突围，终于冲出敌群脱险。这是《救国报》滦东分社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随着《救国报》更名改版，《救国报（滦东版）》也于1945年11月1日终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