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劳动，我已记不清了，只是印象中总有和姐姐抬着盛水的桶到河东浇园子的影子。那时，奶奶踮着小脚，指挥着孙子、孙女们，把新栽种的黄瓜秧、豆角秧用河水浇灌一遍。等秧苗缓秧后，就等天公下雨浇了。奶奶会一边指挥干活，一边唠叨着不卖力气的哥哥：“等长黄瓜了一根不给你吃，让你眼里插棍儿。”可说归说，每次有东西分时，奶奶总是把大的分给孙子，孙女们分小的不说，还得先让哥哥咬口尝尝好不好吃，直到现在，我和姐姐仍旧保持着照顾哥哥的习惯。

我们小时候，放学后是没有现在这么多作业的，除非第二天老师上站学习，会象征性地留些作业。那时，只要老师说今天留点作业，我们会欢呼着，庆祝第二天的假期。估计现在的孩子们是没有这种听到留作业还这么欣喜的体验了。放学后，我们会顺着歪扭的木梯，爬上房顶，帮大人往房顶上递花生、白薯、玉米。变天时，大人们还在地里忙碌，上房苫好房顶的粮食就成了我们快乐的活计。

春天的傍晚，我们会拿上篮子，顺手抓点吃食，和伙伴们到田野中给家养的肥猪挑菜。我们一边讲着新看来的故事，一边手里不歇劲地往篮子里挑野菜。等篮子里的菜都鼓尖时，故事也讲得差不多了，我们满意地直起腰，这时，落日的余晖刚好和远处的小树同高，庄户人家的烟囱里也冒出袅袅的炊烟，走街串巷的吆喝声不时传来：“豆腐——豆腐——”我们便三五成群地奔跑着，回各自的家。

家中爸妈下地还没回来，年迈的奶奶正坐在草做的墩子上往灶膛里添柴烧火。见我们回来，奶奶忙吩咐，家里的鸭子在东河还没回来，赶紧去赶鸭子，要不晚上鸭子就会把蛋丢在外面了。我和姐姐便马不停蹄地到河东，瞄准自家的鸭群，左右围拢往家赶。那时的鸭子很有灵性，只要是家里的人，一招呼，再一围，便“嘎嘎”地往家走了。有的人家养鸭子不精心，晚上不归家也不去找，鸭子们就会在晚上把蛋下在河里或河边，被早起的人拾去。有一次，我和姐姐赶自家鸭群时，总有那么几只别人家的鸭子混在我家鸭群中，怎么分也分不出来，赶到家时，都进了我家的鸭窝。到了第二天，鸭窝里比平常多了很多鸭蛋，我和姐姐也窃喜了半天。

农村的一年四季总是那么忙碌，春种秋收，孩子们虽然挑不起干活的大梁，但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春天播种的稻秧，在长到一指多高时，要从秧畦中采下来，运到耙好的田地里，由劳力们栽种。那时我家壮劳力就是父母两人，他们耕种着七口人的土地。那时奶奶还健在，能干些屋里屋外的活儿。爷爷去世得早，爷爷的三弟因为孩子们没在跟前，种地的活计也自然落在我家头上。三爷爷很体谅侄子侄媳妇的劳苦，总是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爸爸妈妈宁可自己受累，也不愿让三爷爷劳累，便让三爷爷拿上板凳，坐在秧畦边上，采稻秧供他们插秧，哥哥、姐姐和我也被爸妈吩咐着，围在三爷爷身旁，小手忙碌地采着稻秧。邻家地里干活的人，会向过来挑稻秧的爸爸夸起我们，说看你家的孩子真懂事，这么小就知道干活，半天都不抬头，一个老的带着三个小的，能顶两个壮劳力干的活儿。被夸赞的我们会心花怒放，干起活来更加卖力，到收工回家时，奶奶还会从庄里小卖部给我们买些好吃的，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忙完了春种。

秋天的活计就更好干了，割稻子、捆稻子、拣稻穗、打稻子、搬粮食，这时，哥哥已成了大小伙子，这些活计他一个人就能顶多半个大人。到交公粮时，爸爸总是带上哥哥，有时过晌还会带他到饭店吃上一顿肉饼，给我们带回吃剩下的几块，还会让哥哥点点交粮找回的几十块钱。这时，奶奶会很自豪地说：“你们丫头们能干这些活儿吗？不多给你哥吃好的，给你们不白搭了。”我们也从心底里佩服哥哥，能出席这么隆重的场面。

冬天，当田野里安静下来时，乡村的白天和夜晚照样不平静。那时，用稻草打成草袋，交给收草袋的经纪人，卖给城市里的建筑商，过年的花费也就够了。妈妈打草袋每天会忙到凌晨一两点，供应打草袋的草绳自然成了我们的活计。我和姐姐占一台草绳机，哥哥自己一台，一边用脚踩着机器的脚蹬子，一边往机器的小喇叭里放稻草，机器就会把稻草拧成麻花一样的草绳。妈妈再把草绳挂在打袋机上，像织布机一样的草袋机就会在妈妈左一根草，右一根草的穿插交织中，织成了草片。我们再把草片一折，两边的草一股压一股地编织，一个草袋就做成了。交草袋的日子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爸爸妈妈会把交草袋挣的钱分给我们些，虽然不多，也能满足我们赶集上店买些吃的和小人书之类的东西，让我们从小品尝到劳动换来的成果。

劳动就像是我们最要好的伙伴，一直伴随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在劳动中，我们练就了坚强的毅力、质朴的性格、豁达的胸怀，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只有付出，获得的成果才是最甜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