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总是辨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去辨别风向了。母亲每每会说：“南风来了，麦秋就不远了。”于是，我就把自己抛到一望无际的麦地里，去辨别风吹来的方向。可终究，还是辨不清。

那个时候，父亲还在窑上干活，庄稼地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都是母亲说了算。母亲似乎对风向抓得很准。无论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只要她往原野里一站，一说一个准。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大字不识的母亲是神一样的存在。

刮了一夜的风，我听到碎石瓦砾滚动的声音，浑身瑟缩。那个时候，没有白墙红瓦的高门大院，没有溜光水滑的地面，也没有隔音的玻璃窗户。两个妹妹倒是睡得安稳，丝毫不受外面狂风的干扰。所以，胆战心惊的我便羡慕起她们。母亲却说：“你不也是在那个年龄过来的。”我却觉得不一样，因为父亲不在家，我是长姐，心惊和年龄无关。

第二天早上，我才睁开眼，母亲已经喜滋滋地从外面进来了。她进门就嚷：“南风一来，麦子一夜就黄了呢！”果真，没过几天，我们就放了麦秋假。老师布置的勤工俭学任务，永远是父母要挟我干活的有力武器。偶尔想着偷懒的我会以看妹妹为由，拒绝下地。可是，狡猾的奶奶总会在父母要妥协的时候，开腔说：“俩孩子有我照顾呢！还有，饭食你们也不用担心，我看着孩子就做了。”也的确，因为有奶奶在，父母干活常常忘了时间，午后一点两点回来不足为奇。

有的时候，他们会奖励我回家一趟。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我得负责给他们带饭。每次有了回家的机会，我总会趁机和妹妹们玩会，还美其名曰：“看着她们。”奶奶从来不会给我留面子，一边炸呼：“平时让你看，你咋偷溜啊？”一边又催：“快走，你爸妈还饿着呢！”奶奶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于是，我便快马加鞭地赶到地里。当然，到了地里，我也就又开始接受“劳动改造”了。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父母割麦了。倔强的我，虽然捆不瓷实，却执意自己捆麦。在装车的时候，父亲装到我割的麦，总要皱眉头，却不曾说过一句埋怨的话。

父母胡乱吃几口饭，然后继续劳作。我忙里偷闲的时候，就会想：为啥一到麦秋忙碌的父亲就很少上班了？平时父亲夜里上班，白天总会呼呼大睡。即使妹妹们吵得很凶，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他。可是，为啥一到麦秋的时候，父亲似乎被打了鸡血似的，一天一夜也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呢？母亲说：“麦收一季，就得抢收。”父亲说：“庄稼人就得干庄稼人的事，就是少赚点钱，少休息会，也得把麦子抢回来。”

好不容易，我们一家人抢收回来的麦子像金山一样堆在大门口。父亲会操起铡刀把麦子拦腰铡断。我当时的工作是运输。每次把麦捆放到铡刀跟前我就会害怕。父亲跟我回忆爷爷时，总会赞叹当年爷爷评剧唱得多么好！他说：“我最难忘的是，你爷爷在台上唱《秦香莲》里的陈世美。包公有三口铡刀，一口是龙头铡，铡的是目无王法的皇亲国戚；一口是虎头铡，铡的是知法犯法的贪官污吏；一口是狗头铡，铡的是横行霸道的地方霸主。包公的一句“铡”，有人就抬起你爷爷往铡刀里面塞。我当时小，就会哭闹，不让铡。”父亲每每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神情总会很专注。我想，那是对逝去多年，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的思念。因为有了这段往事，我便觉得父亲面对一个个涌来的麦捆时，他手握铡刀把，展现出来的如刽子手般的无情是装出来的。不过，父亲不承认。

接下来，父亲得去追打麦机。因为村里各家各户都抓紧抢麦，所以很多的时候，只能在夜里打麦。门口挑个灯泡，我、母亲和父亲各司其职。每次打麦机走后，我看着灰头土脸的父母，也知道自己有多狼狈。父母堆麦垛，搬麦袋，一忙就到了半夜。偶尔，奶奶会央求我陪她一起挑麦根里的麦穗。但，我的眼皮总会打架，支撑不了多久。奶奶只好同意我去睡觉。半夜里，我睁眼下床方便的时候，就听到父母正在谈论今年的收成情况。

好不容易到家的麦子还不算最后的收获。晾麦也是个很熬人的活。俗话说：“六月的天，小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艳阳高照，大家午休才睡着，我就被母亲催醒。睁开眼的时候，屋外已经是电闪雷鸣了。我赶紧下床，和母亲一起收麦。可是，才收好，调皮的阳光又出来了。于是，在晒与不晒中徘徊的母亲，总会在犹豫片刻后，下一声命令：“晒。”然后，我只能不情愿地和母亲一起把才聚好的麦再一次摊开。收完麦后，父亲就恢复了日常，奶奶也回了叔叔家。晒麦的重任就落在母亲身上，而她唯一的帮工就是我。

终于，我通过了父母的审核，顺利完成了勤工俭学的任务，远离了农活，回到学校，回到了我的课堂。而父母在望着丰收的麦子喜笑颜开之后，总会分出一部分，无奈地找个车，把一袋袋的粮食运到粮库交公粮。

转眼，往事成了回忆。父母老了，农村也早有了收割机。曾经繁琐的麦秋变得简单起来。我们姐妹也都长大成人，如果要干，一呼而应。去年父母因为腰间盘突出，不放心地看着我们一点点把麦子装进粮仓。如今，也早已经没有了交公粮的任务。所打的每一粒麦子都是他们的。面对着收获的麦子，母亲却叹息着：“老了，如今，都拿这些麦子没办法了。即使有了收割机，简单的晒麦都无能为力啊！”